4月2日一大早，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会议室挤满了人，其中不乏慕名而来的年轻面孔，他们在等待一位耄耋老人。

　　上午9时许，88岁高龄的真菌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儒永在老伴黄河研究员的搀扶下，缓步走了进来，在场的人纷纷起立鼓掌。当天，这对科学伉俪将毕生积蓄150万元，捐赠给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郑儒永黄河奖学金”。

　　“就是想（激励）青年投身科研，不负时光，努力向上！”捐赠仪式结束后，郑儒永专门提到了年轻人，她说：“国家培养了我，中科院培养了我，我要为国家再作一点贡献。”

　　在场者听后无不为之动容。

　　当天，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刘双江援引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话说：“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用不着等待什么特殊机会，他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表现自己对祖国的热爱”，“郑先生就是这样，他们夫妇没有子女，二老一起走过的人生岁月，几乎全部都献给了科研事业”。

　　如今，这位“毕生致力于真菌分类”“在真菌学领域作出巨大贡献”的“郑先生”，心里想的仍然是如何再贡献一点余热。

　　年轻时的郑儒永，有过一段流传颇广的“四年冷板凳”科研故事。

　　1953年，郑儒永大学毕业后，进入中科院植物所真菌植病研究室（中科院微生物所前身）工作，成为一名研究实习员，师从北京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主任兼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戴芳澜。

　　戴芳澜教授是我国真菌学创始人、中国植物病理学创建人之一。不过一开始，戴芳澜并未让郑儒永在科研上崭露头角，而是直接把她安排在标本室工作。

　　标本室里保存着从清华大学农学院、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几个单位整合而来的重要标本，这些标本包装不一，有的用盒子装、有的用口袋装，有的大、有的小，为了便于科研，要进行统一。

　　郑儒永的工作就是给这些重要标本打标签、贴标签、重新包装。

　　她还记得，那时候没有中文打字机，每一份标本说明都要手写，自己设计标本的包装，给它们“穿上同样的衣服，一点一点规整，一点一点完成”。

　　就这样，郑儒永在标本室一待就是4年。

　　如今回想起来，郑儒永说，毕业时有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但为了能够陪在父母身边，也为了能够更好地报效祖国，她放弃了留学的机会。没想到，等待她的，竟然是每天陪伴标本的“重复而又简单”的工作。

　　郑儒永说自己从不后悔，也没有抱怨。那4年，不管是整理近万个真菌标本，还是处理全室与课题外群众的书信往来，这些在别人眼中最单调、最“低级”的工作，却让她有了更多“充电”的机会。

　　她将这4年形容为“心思沉静的4年”“扎实积淀的4年”。

　　这之后，郑儒永被聘任为中科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兼真菌室业务秘书，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很快，她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植物病害与真菌标本的采集、制作、保管和邮递》，随后不久，她就迎来了科研生涯的黄金阶段。

　　中科院微生物所的资料上记载着：郑儒永在国际上首次发现高等植物中的内生毛霉，首次报道了我国特有的人体病原毛霉新种和新变种；1987年主编完成《中国白粉菌志-白粉菌目》，成为国际公认的白粉菌目检索书。时至今日，郑儒永关于白粉菌科的属级分类系统，仍保持国际领先水平。1999年，郑儒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8年12月，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与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立中科院微生物所，郑儒永成为所里的科研人员。此后50多年，她便一直在这里工作。

　　一台古老的显微镜，见证了郑儒永半个世纪的科研生涯。她常说，自己当年每天陪伴显微镜的时间，甚至超过了陪老伴。

　　在显微镜前忘我地工作，让她患上了骨质疏松和腰椎半滑脱症。

　　2004年，她的脊柱上“钉上”了两根钢柱和9颗钢钉，医生告诉她：每天只能坐1个小时，其余时间只能站着或者躺着。

　　从那时起，郑儒永基本无法坐着工作。73岁高龄的郑儒永垫高了自己的办公桌和实验台，每天站立8个多小时，无论是观察显微镜还是撰写论文，无论是手绘真菌图谱还是查阅文献，都是站立完成。

　　这一站，就是15年。

　　同事对郑儒永最多的评价是：作为一个出身大家族的名门闺秀，她身上丝毫没有富家小姐的娇弱之气，面对科研，她不怕困难，坚忍不拔，敢于挑战。

　　郑儒永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哪个行业都有各自的困难，也各有各的乐趣，只要有兴趣，你就不会觉得困难。我觉得，如果你做那些一点没有困难的工作，那才叫淡而无味。我就愿意挑难一点的工作做。因为有难点，才有东西去解决，才能做出高水平的工作。”

　　2016年1月，郑儒永度过了85岁寿诞，在耄耋之年，她步履蹒跚，穿过车水马龙的马路，来到实验室，来到她所钟爱的那台显微镜前。她还是一如往常地每天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