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2月11日电（记者胡隽欣）2017年初，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写入全国两会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粤港澳大湾区列入2018年重点工作。

　　时间的演进凸显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香港和澳门被寄予的厚望。

　　建设中的虎门二桥（2017年12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摄

　　近日，多位专家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推动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各项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推进为湾区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湾区内各城市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将成为港澳与内地合作体制机制创新示范区。

　　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建设联通大湾区未来

　　2017年的最后一天，历经14年筹备、建设的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亮灯、具备通车条件；2018年1月底，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运营备忘录签署，为广深港高铁与内地高铁网互联互通奠定良好基础。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内容。“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新的发展打开壁垒，”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兼课程主任娄胜华说。

　　娄胜华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共建世界级国际航运物流中心为目标，旨在为国家打造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货物和资本集散、市场拓展的空间载体和管理中枢。

　　几项跨境工程的开通，不仅有助于区域建成功能完备、及时可靠、通关便利、流转顺畅、经济高效、海陆空并进的门户和枢纽，也改变了粤港澳大湾区内居民的时空概念，区内“一小时生活圈”的愿景将成为现实。

　　资源整合 为港澳一些内生矛盾找到解决途径

　　多位专家受访时表示，香港社会的一些内生矛盾，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找到解决方案。

　　香港土地面积的局限限制了发展所需空间及生活居住空间，由此产生的房价高、租金高的问题让香港很多年轻人感到承担不起。“国家希望能够通过整个大湾区的整合，为香港创造更多产业空间腹地和生活空间腹地。”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也认为，进入“一小时生活圈”的港人就业置业不会仅仅局限于香港，他们会愿意更多地融入内地、抢占先机，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分析说，在粤港澳大湾区平台中，通过城市的互联互通，港澳地区的年轻人可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老年人也可有更多的生活选择。

　　这是无人机航拍的港珠澳大桥（2017年6月6日摄）。新华社记者梁旭摄

　　优势互补 粤港澳错位发展推动区域转型升级

　　交通层面的互联互通，不仅有利于在物流运输领域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竞争力，金融服务、旅游休闲、科技创新等多个行业也将受惠于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国家新经济发展的策源地。”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毛艳华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价值链高端要素便捷流通的竞争方面有着先天优势，将成为国家双向开放的重要平台。

　　他说，当前全球制造业竞争进入新阶段，大数据、人工智能、3D打印等成为新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信息技术、智慧城市等领域成为制造业高地。粤港澳大湾区在这些领域有很好的发展潜力和创新源头，将成为国家占领全球制造业和新经济制高点的重要支撑区位和平台。

　　在谈到粤、港、澳三地如何势互补、错位发展时，多位专家为大湾区建设支招。娄胜华说，湾区内要实现三地分工合作，珠三角地区为港澳巩固服务业优势、发展多元化产业提供支撑，港澳特区则可在金融业和高端服务业等领域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

　　中银香港有限公司高级经济研究员王春新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旨在打造三个世界级的产业群：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产业平台、世界级的金融重镇和世界级的商贸中心。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可扮演好金融中心的角色，发挥好贸易物流带动的作用，承担起促进科技合作的责任。

　　澳门基金会研究所副所长杨道匡则认为，澳门可通过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合作突破土地空间局限，积极推进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推进多元产业发展。

　　正如郭万达所言，粤港澳大湾区使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了具体的途径和平台，可以促进港澳地区发展大都市圈、拓展腹地空间，推进港澳产业升级，并为港澳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

　　这是联通深圳、珠海、澳门、香港，以及可以停泊邮轮的深圳太子湾邮轮母港（2016年11月16日摄）。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打破藩篱 探索港澳与内地合作体制机制创新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这种合作在国际上还没有先例。”毛艳华说。多位专家在受访时均表示，如何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合作效率，是推动合作进程中存在的挑战。

　　“粤港澳区域是功能多样化、空间差异化分工、内在相互支撑合作的整体性产业链地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马莉莉建议各方打破制度藩篱，构建沟通合作机制，积极寻找应对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陈欣新建言说，港澳须同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发展起来的珠三角地区进行有机结合，顺应国家进一步开放发展的需要。“要想做好有机结合，重点是要把港澳不同制度差异造成的交流合作成本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降到最低。”

　　他建议，港澳同胞到内地来发展，交往成本要减少，基于身份的限制要减少，“使他们不仅来得了内地，还要待得下去；不仅他们能来，他们的亲属也能来。”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顾敏康则从法律层面分析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该法治先行。他说，要加强粤港澳之间法律合作，力争做到“法律从优”，选择最好的法律安排，以利于保障权益和解决纠纷；要通过法治措施落实港澳居民在内地工作、学习和生活时享受与内地居民同等待遇。

　　“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一国两制’下港澳跟内地合作机制创新示范区。”毛艳华说。他认为，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探索机制体制创新，发挥港澳优势，深化港澳与内地的资金流、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便捷互通，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实施高水平双向开放的国家发展大局都有重要意义。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前景，他充满信心：“‘一国两制’方针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制度保障；《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相关补充协议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经贸制度保障；同时，粤港澳三地不仅同根同源，血脉相通、文化相同、语言相同，而且早有合作基础。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