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占据西方主流媒体重要版面的是频发的枪击案和暴恐袭击、愈演愈烈的“通俄门”等负面新闻。面对乱局，一些西方人习惯于“灯下黑”，或将之归因于西方运气欠佳，或将之视为外部因素使然。美国学者福山的答案似乎与众不同：“真正的问题，部分根源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源于美国的制度。”我们不想揣摩福山的本意，但“西方之乱”确有其制度根源。

　　资本逻辑产生贫富分化。马克思曾说过，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以及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逻辑，是剥削剩余价值或赚钱。这必然导致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并存、资本与劳动的对立。20世纪30至70年代，为缓解经济危机、缓和社会矛盾，西方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这虽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给资本逻辑念了念“紧箍咒”。70年代末以后，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实体经济让位于虚拟经济，资本逻辑借助于金融化大行其道，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成为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受的国家。在资本逻辑驱使下，金融资本无限扩张与实体经济相对萎缩的矛盾突出，西方社会“1%”与“99%”之间的关系紧张。还应看到，资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获利远远超过劳动。西方工人在面临制造业外移带来就业压力的同时，还要应对移民涌入、商品输入带来的“饭碗”之争。不满、怒气在西方民众中日益滋长，致使街头冲突、暴力事件等乱象频现。

　　异化民主导致低效政治。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常因基因缺陷而出现民主异化，导致低效政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力制衡变形为权力掣肘。以权力制衡避免权力滥用，是“三权分立”制度设计的初衷。然而，正如丹麦学者莫恩斯·汉森所指出的，职能细分成立法、行政与司法，这在理论上是清晰的，但在实践中却不起作用。权力相互掣肘，已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的常态。二是多党制演变成党争政治。意在平衡政党力量的多党制在现实中往往上演“纸牌屋”，议会讨论经常陷入只论党派、不问是非的境地。近年来，由于美国政府“光说不练”、两党相互否决，在解决非法移民、控枪、医改等问题上长期达不成共识，引起民众强烈不满。三是民主选举被金钱污染。“金钱是政治的母乳”。民主依赖选票，选票来自竞选，而竞选需要金钱，这就是美国选举的游戏规则。金钱污染政治、政治回报金钱，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西方国家的治理能力。

　　个人主义催生价值冲突。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在文化上的重要反映，自由主义对于激发西方社会的创造活力曾起过重要作用。但在战胜封建专制这个宿敌之后，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并未“踩刹车”，而是肆意滋长，甚至滑向狭隘的个人主义，引发诸多价值冲突。例如，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美国大片渲染的是个人英雄主义，街头篮球流行的是个人单挑。在这种文化的浸淫下，自然会出现个体价值遮蔽社会利益的现象。同时，面对民粹主义的流行、选票政治的压力，西方政治家罔顾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极力迎合部分民众的短期需求，结果使社会陷入“福利陷阱”。又如，传统白人社会与少数族裔的文化冲突。如何实现传统白人社会与少数族裔和谐相处，历来是西方社会面对的难题。少数族裔第一代移民在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时，大多采取抱团取暖的做法。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受个人主义影响颇深。但由于种族、肤色、宗教的差异，他们也存在融入困难。这些人在难以感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时，容易产生极端思想，甚至走向报复社会。“独狼式”暴恐袭击的背后，就有激烈的文化价值冲突。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根治“西方之乱”，要从其制度根源入手。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世界需要一位“现代马克思”。（孙来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