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情感变量与信息变量是如何对民意产生影响的？

　　民意形成中的世代影响与生命周期效应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王丽萍

　　摘要：现代民意研究是一个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不同学科都有其各自的学科研究兴趣和目标；不仅如此，民意还以不同的方式得到研究，所采用的不同方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想要的结果。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使民意研究领域出现分化，从而使民意研究被视为一个高度碎片化的研究领域。尽管如此，民意的来源仍是民意研究中一个较为集中的领域，也是研究者切入相关问题研究的常见路径。

　　民意形成中的情感变量与信息变量

　　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寻找民意来源是民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大众传媒的影响与民意总是联系在一起。早在民意得到广泛研究之前，大众传媒对民意的影响就为研究者所关注。传播学之所以成为民意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大众传媒一直被看作塑造民意的重要力量，而有关民意研究的早期文献很多也都集中于大众传媒对民意的影响。

　　在政治学与政治心理学研究中，有关民意来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学校及世代与生命周期的影响。这些影响既代表着不同的民意来源，也反映了早期社会化阶段民意形成过程中情感变量与信息变量的不同影响。在早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家庭、学校、世代与生命周期实际上与个体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社会化先后阶段相对应，而这一过程又是民意形成中情感变量逐渐稀释而信息变量逐渐增加的过程。因此，很大程度上，在民意产生过程中，这些不同来源具有怎样的影响，实际上还是一个情感变量（affective variables）（如父母与子女的亲密关系或对子女的控制）与信息变量（informational variables）如何对民意产生影响的问题。

　　民意形成中的家庭影响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由于父母是与孩子接触最多、沟通最多，以及具备了最大程度的感受性条件的人，儿童在其心理和智力的发展与成熟过程中对父母极为依赖。在儿童早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家庭的影响最为重要，无论是积极态度还是消极态度，孩子都受到其父母的影响。

　　儿童形成其有关政治与政治体系看法的心理过程被认为会经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即政治化（politicization）阶段，儿童意识到在其父母、成年亲属和老师之外还存在其他权威人物和机构，也意识到其直接社交圈之外的政府和法律意义上的某种权力的存在；但是，他们对政治权威的理解常常具象化为某个个人（如林肯），将特定个体作为政府的代表，这是第二个心理过程，即“个人化”阶段；在接下来的第三个阶段，儿童往往认为政治权威都是仁慈的和值得信任的，这一阶段因而被称为“理想化”（idealization）阶段；随着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第四阶段即“机构化/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过程就开始了，在这一阶段，儿童逐 渐能够将不同政府部门概念化。

　　有关美国年轻一代及其父母的系列研究发现：不仅成年之前的倾向和信仰不足以预测进入成年之后的政治态度，在成年之后也会发生持续的变化；集合意义上的态度，无论是历时的还是代际的，都不能被描述为任何一个单一的过程。在某些问题上，代际之间的确存在影响，有些则受所处不同生命周期的影响，还有一些则会受到受访者所生活的那个时期的影响。态度可能会在成年之前的经历中找到其根源，但成年时期的青春期表征其实非常有限。一些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有关早期社会化具有终身影响的信条，也使得“社会化解释”（the socialization explanation）有些苍白了。

　　民意形成中的学校教育与校园氛围影响

　　尽管政治社会化总是开始于家庭，但每一个文化中的政治体系都将通过学校的正式教育继续儿童在家庭中业已开始的社会化过程，努力将社会价值和行为规范传递给儿童。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构成了民族性格的外在表现，它代表着每个国家背景中的一个特别的制度。不同国家的教育体系可能向受教育者传授同样的实用知识，但却不可能向他们传递同样的体系价值。因此，通过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塑造合格的公民就成为所有政治体系的重要关切。在一定程度上，教育的功能决定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也似乎与认为学校是道德机构而非政治机构的“反政治共识”（anti-political consensus）相冲突。学校是进行公民教育的重要场所，在很多情形下甚至还进行政治灌输，以维护共同体价值。其中，课程设置、校园活动和教师对于塑造学生政治态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由于研究基础材料方面的问题，或是与教师所受训练及教学法方面的问题相关，在许多人看来对于政治态度会产生直接和重要影响的课程，在学者们有关课程影响社会化的研究中却一再得出与人们的常识（或直觉）相左的结果。

　　在学校的课程教学之外，学校还常常通过不同类型的一些集体活动特别是仪式性活动，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共同体意识和合作精神，以及对不同体系都至为重要的忠诚感和某种程度的服从。

　　实际上，课堂学习形式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化过程。其中，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形成的特定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信任（不信任）感。“对规则和权威的服从是小学公民教育的重点。”作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因素，学校在教育学生服从方面最为有效，而在公民责任或现实的体系政治过程教育方面则没有什么作用。

　　不同的教育方式对于儿童成年后在政治上表现积极或是消极会产生不同影响。其中，传统教育即灌输模式往往会使学生成为循规蹈矩的人；而如果教师通过将复杂的政策议题和相互冲突的观点引入课堂，则可使学生获得更多的政治知识，使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都有更好的表现。

　　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同学之间的影响也可能成为政治观点的重要来源。一般而言，儿童倾向于与主导意识形态或其同学的观点保持一致。因此，教室的氛围和影响不容忽视。譬如，学生是否有机会参与讨论对于他们是否能够接纳和保持民主价值观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对同龄人群体的研究则发现，在不同时期的热点问题上，同龄人的影响似乎也超过了父母的影响。就学校的影响而言，中学的总体意见气候的影响既不及国家的舆论气候，也比不上朋友的态度的影响。这些发现表明，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信息变量是比情感变量（如父母与子女的亲密关系或对子女的控制）等更为重要的因素。

　　民意形成中的世代影响与生命周期效应

　　政治学家常常通过世代的透镜来审视人们的政治观点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当人们提到政治世代时，是指在其价值观形成时期被共同经历的历史事件所社会化了的一群人。

　　世代分析的逻辑是，年龄与经历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其政治观点具有重要影响。不同年龄群组都会经历一些共同的历史事件并对其社会化过程产生影响，这一现象被称为“世代效应”。有关世代效应的常见假设是，特定的历史事件会对年轻人（年龄大约在17—26岁之间，也就是他们离开家庭步入社会的一段时间）产生难以磨灭的印记。被研究者称为真正的世代效应的现象，是指在特定时期出生的人群受其政治认同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特定事件的影响，会在政治观点和政治情感方面表现相似性。同质的态度环境可产生更为深刻的代际影响。

　　心理发展理论表明，青少年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对政治观点的影响最大。虽然学习的过程会持续一生，但年轻时的学习和经历可产生更大的影响。特别是由于人们常常会选择性地曝露于自己所认可的政治刺激之下，一些特定倾向则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被强化。

　　就年轻一代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政治态度会随之发生变化。生命周期概念假定所有年龄群组都会经历相似的生命过程。生命周期效应的典型假设是，新的政治世代以相同的政治态度开始政治生活，而不同世代之间的任何差异都产生于年龄的增长。就如年轻时具有自由倾向的人到年长时则通常会变得保守。

　　较为年长的人一般认为自己比年轻一代更为保守，这种代际差异产生于生命周期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利益，逐渐学会表达支持自我利益的观点，也对社会变化更为敏感。总体上，年长者安于现状，不易适应社会变化，不太可能参与社会变化；而年轻人对追求职业发展、寻求友谊和建立个人生活的兴趣远甚于投票或参与政治。在对待参与和特定公共问题讨论方面的态度差异，实际上反映了生命周期的变化。

　　年龄—时段—同期组群（Age-Period-Cohort，APC）分析框架是分析不同世代政治观点的重要工具，其问题在于难以将年龄和时段（时期）的不同影响区分开来，因而在解释世代差异方面也存在困难。实际上，两种不同的世代效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2011年皮尤调查发现，不同世代之间对世界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较为年长的选民较为保守，对政府不满，对未来也不抱什么希望；年轻选民则往往具有左倾倾向，希望政府能够在其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并相信国家的明天会更好；“婴儿潮一代”和“无名一代”介于他们之间，但似乎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渐趋保守。意识形态的这种代际差异，也反映了态度和意见来源的复杂性。

　　结语

　　民意是以个体为基础的整体民众在诸多领域和政策议题上的态度的一种笼统表达，而民意研究则将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寻找民意来源作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代表着不同民意来源的家庭、学校及世代与生命周期，则反映了早期社会化阶段民意形成过程中情感变量与信息变量的不同影响。

　　在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情感变量与信息变量在持续产生影响，其影响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也在持续发生变化。在源自家庭的影响中，情感变量往往比信息变量具有更为直接和明显的影响。其后，随着儿童个体的成长，家庭的影响在趋于弱化，而民意形成中信息变量相对于情感变量的重要性似乎也在发生变化。但是，态度本身就是情感与认知的一个混合物，民意形成中情感变量与信息变量的影响常常并不容易清晰地区分开来。

　　（本文原载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