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都，在中国作家魏巍的笔下，她是“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在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笔下，她是“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开篇；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她是“惊心动魄的史诗”的卷首；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笔下，她是“中华民族伟大长征精神”的起源。

　　长征前夕，八万六千多红军战士在于都休整、补充近半个月，于都人民无私奉献、倾其所有，送走了最后一个青年，贡献了最后一粒口粮，拿出了最后一块银元，捐献了最后一块木板。八万六千多人的大部队从于都出发，于都人民封锁消息，致使敌谍报机关长达半个月之久仍不知红军主力去向，被央视称为“三十万人保守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周恩来曾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今天，我们就通过于都一些文物的故事，走进那段历史，走进那些令人动容的红色记忆。

　　一副寿材

　　于都河是中央红军出发长征时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当时河面宽600多米，水流深湍，大部队要过河就只有架设浮桥。为了保证红军顺利渡河，于都人民无私奉献，大力支援红军。当时沿河所有的民船全部都停运，共调集了800多条大小船只。有的用作架设浮桥，有的用作摆渡。架设浮桥都在傍晚五时后进行。在红军渡河的四天时间里，每到傍晚，有组织的群众纷纷涌向架桥工地，有的打火把，有的送水送饭，还有的直接参加架桥。红军渡河后，要在次日凌晨六点半前把浮桥拆除，傍晚五时后又要重新架桥。据统计，在于都县60华里的河段上共架设了浮桥l 5次，既保证了红军渡河，又隐蔽了红军的战略转移意图。为帮助红军架设浮桥，沿河两岸的于都人民把家中所有可用材料都贡献了出来，真正做到了红军需要什么，于都人民就无私奉献什么。有位年逾古稀的曾大爷，在将家中全部材料献完后，又亲自把自己的一副寿材搬到了架桥工地。

　　解放后曾经担任过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在长征途中写就的《长征歌》里的第一首：“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就是当年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踏上漫漫征途的真实写照。

　　而叶剑英同志为怀念当年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写的诗“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则体现了革命战友间的真挚情意，再现了一幅真实感人的送别场面。

　　一艘渔船

　　1934年10月16日，李明荣的父亲李声仁像往常一样在于都河撒网捕鱼，这时他和另外几个渔民被红军招呼到岸边。红军对他们说：“我们有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河，想请你们帮忙。”听说要渡河去打“白狗子”，李声仁等人当即答应下来。

　　当晚，红军将士分批登上了李声仁等人的二十几条渔船。李明荣记得父亲告诉他，渡河的红军有的背着米袋子，挎着枪，有的还牵着马，但相互并不说话，也不能点灯，于都河上一片漆黑肃静。茫茫夜色中，二十几条渔船穿梭来回，整整一夜李声仁和其他渔民就这样把一船又一船红军将士送到对岸。第三天晚上，李声仁等人又一船接一船地将另一批红军送过河去。

　　从10月17日到10月21日，四天多时间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人有的走浮桥，有的坐船，就这样渡过了于都河。

　　一口行军锅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展品中，一口锅格外显眼。锅是铜质，圆形，敞口，平底，口沿处铸有两个铜环拉手。

　　这是一口行军锅，并且带有枪眼。时间追溯到1935年元宵节后的一天。一大早，驻扎在于都县黄麟乡井塘村的中央分局负责人项英把房东钟伦扬叫了起来，说部队要奔赴新的战场了，临走前要把一口行军锅送给他：“老钟，我们这次行军要轻装上阵，这几天给你们家添了不少麻烦，这口锅就当是红军的一份礼物送给你们了。”推让再三，钟伦扬最终收下了这口行军锅。

　　红军走后，敌人气势汹汹地来了。在他们挨家挨户搜查时，钟伦扬想起那口铜锅正在煮东西，要是被查出来就不好办了。他趁敌人不注意，偷偷溜回家，也顾不上锅热烫人，背上锅就往屋后的大山跑。

　　“站住！站住！再跑就开枪了！”敌人发现有人往山上跑，举枪“啪”地打了一枪。只听“当”的一声，子弹打在锅上，钟伦扬应声倒地。敌人以为他被打死了，就没有追上去。

　　幸运的是，子弹穿过锅并没有击中钟伦扬的要害，他只是受了点轻伤。之后，他在洞内躲藏了好几天，始终没将锅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国民党军撤离后，钟伦扬把被枪打了个洞的锅背回了家，由于无法再使用，他便把这口锅保存起来做纪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钟伦扬去世了，他的儿子钟正予把这口锅交给了于都县博物馆。如今，它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中，诉说着至情至性的于都人民舍身护锅的感人故事。

　　一床被单

　　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长征后的1934年12月，以项英、陈毅为领导的中共中央分局转移到了黄麟乡井塘村，项英等中央领导被安排住在村民谢招娣家里。听说红军要在家里落脚，谢招娣十分高兴，一家人一边为项英等人腾房间、打扫卫生，一边忙着帮红军搬东西、安排住所，但她并不知道项英是红军的高级领导。

　　随后的日子里，谢招娣时不时地送一些黄元米馃、花生、鞋垫等食品和生活物品给红军战士，帮助他们洗衣服、洗被褥。项英的妻子张亮和红军战士们也经常帮助谢招娣犁田、砍柴、劈柴、打扫卫生，长期相处让彼此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都把对方看作是至亲至爱的亲人。

　　转眼到了1935年春节，革命形势对留守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十分不利，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加紧了“清剿”，红色苏区只剩下于都部分区域，且日益缩小，中央分局决定再次转移。为了轻装上阵，更为了表达对谢招娣一家人的感激之情，张亮在离开井塘的头一天晚上，把随身携带多年的一床绸缎被单送给了谢招娣。

　　红军走后，谢招娣把这床绸缎被单视为宝贝细心收藏，她决定等红军回来后再交回给红军。不久后，国民党兵来到井塘村搜查，把全村老表赶到晒谷场上，命令老表要把收留的红军伤病员和红军物品统统交出来，否则，一旦查出就格杀勿论。

　　老表们一声不吭，守口如瓶。于是，国民党兵在井塘村挨家挨户地搜查，幸亏老表事先把红军伤员和赠送的东西藏到了深山的岩洞里，敌人在全村翻了个底朝天也一无所获。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谢招娣一直珍藏着这床珍贵的绸缎被单，去世前她把它交给家属钟正予，叮嘱他一定要好好保管。2004年，于都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在进行文物普查工作期间，钟正予主动把它捐献给了县博物馆，那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也广为人知。

　　这被单珍贵，它代表着当时苏区干部与群众的鱼水深情，代表着苏区百姓拥红护红的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