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乌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江，由西南向东北横贯全省，把贵州隔成南北两部，自古便有“天险”之称。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毅然改变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决定横跨乌江天险，北上遵义，创建新的苏区。抢渡乌江，成为中国革命“转折”的前夜之战。系列报道《新长征，再出发》，今天推出《生死抉择乌江岸》。

　　央广网贵阳6月22日消息（记者陈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六月，贵州正是雨季，天气微凉。推开古朴的四合院院门，历史仿佛近在眼前。

图为猴场会议会址内的会议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陈屹 摄）

　　“里边是一张八仙桌，当年是有十位中央领导人。毛主席当时所坐的位置就是八仙桌右面从外往里数的第一个板凳。”猴场会议会址解说员朱世琪介绍。

　　一张八仙桌，十把木椅——猴场会议会址里，陈设如旧。85年前的冬天，寒风刺骨，中央红军到达瓮安县猴场村。乌江南岸，国民党20万军队正在扑来；北岸，有黔军王家烈部的兵力阻挡。从湘江战役一路激战过来的3万多红军被夹在乌江边，再次面临生死抉择。

　　朱世琪说：“他们是在1934年的最后一天抵达的猴场。会议时间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是一次跨年会议。当时时间紧迫，短短几个小时就要确定红军的生与死。”

　　猴场会议当即决定，红军必须突破乌江，直捣遵义，争取更大的战略主动。

　　乌江，地理环境恶劣险峻，河谷狭窄如肠。往下俯瞰，人如蚁点；向上仰视，窄窄一线青天。

　　85年过去，当年抢渡乌江的渡口已淹没在构皮滩电站库区水面100多米以下。

6月16日，乌江江界河船工田景祥在向记者介绍当年红军抢渡乌江的战斗遗迹。（央广发 胡光均摄）

　　“水下面120米有个暗堡，对岸放网那个地方叫做老虎洞，洞很大，国民党部队就驻扎在那个地方……”从小听着老人讲红军故事长大的乌江村村民、61岁的船工田景祥驾船带记者一路寻访当年的战斗遗迹。

　　1934年12月31日下午，红军到达江边渡口，随后采取武装侦查和化妆侦查的方式，了解对岸敌人的守备情况。1935年1月2日，红军兵分三路，分别从乌江上游的孙家渡、中游的江界河、下游的回龙场等渡口扑向冰冷的激流，进行冲杀。瓮安县红军长征史研究专家饶太明告诉记者：“当时红军采取的政策是多点、多路同时渡江。首先突破的是孙家渡，1935年1月2日，红三军团打下来的；中路是红四团，他们打的是江界河渡口，战斗也非常激烈。”

1935年1月，红军抢渡乌江时使用的双层竹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陈屹 摄）

　　江界河渡口，高山壁立江流急。饶太明说，当年，这里是国民党布防的重点，也是红四团第一次泅渡的地方。“2日，到了中午的时候，红四团的侦查员就赶来报告说，在距离老渡口上面新渡口两公里的地方，有个老虎洞，对岸的守敌比较少。为什么比较少？这个地方太险峻了，国民党只派了一个排守。耿飚团长和杨成武就决定当晚从这里偷渡。由当时的红三连的连长毛振华组织突击队，利用夜色的掩护，放过去三只竹筏，15个人。”

　　由于水流太急，突击队的两只竹筏被江水打了回来。一夜过去，剩下毛振华的竹筏不见回音。当时，情况万分危急，3日一大早，周恩来、刘伯承等中央领导已来到江边，而国民党的追兵就在60公里外。

　　饶太明说：“大约9点左右，战斗打响以后，红四团一营在老渡口佯攻，敌人轻重火力全部在老渡口。二营在老虎洞旁边渡口强攻，第一次放下了36只竹筏，过到一半被敌人发现了，开始射击，同时国民党部队赶过来增援。红军炮兵营长赵章成开炮射击，四发炮弹就打在了国民党的增援部队。”

　　敌人火力受阻，头一晚泅渡过去、躲在悬崖下的毛振华等5人此时突出奇兵，乘机从侧面出击，攻下敌人的暗堡，掩护36只竹筏成功靠岸，红军后面的竹筏乘胜抢渡。

乌江江界河，对面白色山崖里的小道就是红军当年最早下到江边的老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陈屹 摄）

　　经过5天艰苦卓绝的激流抢渡，红军打败了乌江北岸的敌人，同时将薛岳的追兵甩在南岸。1月6日，中央主力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天险，向遵义城挺进。

　　“这附近曾经有一座坟，里面埋了13个红军。所谓埋，实际是挖个坑，掩个体……”田景祥说，抢渡乌江，竹筏上牺牲的红军都掉进了寒冷的江里，受伤的红军被转移到附近老百姓的家里，然而，由于缺乏救治，多数都牺牲了。

江界河边上的红军战斗遗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陈屹 摄）

　　乌江北岸，山势险峻，由杨成武将军书写、刻在高山绝壁上的“乌江天险”四个大字突兀醒目。滔滔江水，似乎仍在讲述当年红军那次关键的生死抉择和以疲惫之师飞渡天险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