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在生与死之间，他选择冲锋在前，在战火洗礼中成长为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

　　31岁，在小家与国家之间，他选择服从大局，到偏远异乡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半个多世纪，无论顺境逆境，他选择淡然处之，将英雄过往尘封在沧桑的记忆。

　　95岁高龄，在新中国即将迎来70华诞之时，他又一次挺直脊梁，向祖国和人民致以崇高军礼。

　　他，就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有着71年党龄的老兵张富清。

　　在他心中，没有什么，比为国牺牲更光荣；没有谁，比逝去的战友更值得尊敬。党旗下的誓言，就是此生不渝的初心

　　95岁的离休干部张富清，又一次当上了“突击队员”。这一次，是前所未有的任务——接受众多媒体记者的采访。

　　这是3月31日拍摄的张富清。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不久前，在国家开展的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中，张富清深藏多年的a赫赫战功引发关注。

　　2018年12月3日，张富清的儿子张健全来到来凤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询问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的具体要求。

　　回到家中，张健全问：“爸，国家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需要如实上报个人信息，你什么时间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讲清楚。”

　　沉吟片刻，张富清说：“你去里屋，把我的那个皮箱拿来。”

　　这只古铜色的皮箱，张富清带在身边已有60多年。锁头早就坏了，一直用尼龙绳绑着。依着父亲的要求，张健全小心翼翼地开箱，把存在里面的一个布包送到了县人社局。

　　打开一看，在场的人都震惊了：

　　一本立功证书，记录着张富清在解放战争时立下的战功：军一等功一次，师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团一等功一次，两次获“战斗英雄”称号。

　　一份由彭德怀、甘泗淇、张德生联名签署的报功书，讲述张富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

　　一枚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奖章，镌刻着“人民功臣”四个大字……

　　“哪里知道他立过大功哦。”老伴儿孙玉兰只见到他满身的伤疤：“右身腋下，被燃烧弹灼烧，黑乎乎一大片；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缝，一口牙齿被枪弹震松……”

　　这是张富清年轻时的照片（3月30日摄）。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张富清一年四季几乎都戴着帽子，不是因为怕冷，而是因为头部创伤留下后遗症，变天就痛。

　　左手拇指关节下，一块骨头不同寻常地外凸。原因是负伤后包扎潦草、骨头变形，回不去了。

　　多次出生入死，张富清在最惨烈的永丰战役中幸运地活了下来。

　　“永丰战役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取敌人碉堡两个，缴机枪两挺，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坚持到天明。我军进城消灭了敌人。”

　　这是张富清的立功证书上对永丰战役的记载。1948年11月，发生在陕西蒲城的这场拼杀，是配合淮海战役的一次重要战役。

　　“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受到影响。”入夜时分，上级指挥员的动员，让张富清下定了决心。

　　张富清所在的连是突击连。他主动请缨，带领另外两名战士组成突击小组，背上炸药包和手榴弹，凌晨摸向敌军碉堡。

　　一路匍匐，张富清率先攀上城墙，又第一个向着碉堡附近的空地跳下。四米多高的城墙，三四十公斤的负重，张富清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跳下去成功就成功了，不成功就牺牲了，牺牲也是光荣的，是为党为人民牺牲的。

　　落地还没站稳，敌人围上来了，他端起冲锋枪一阵扫射，一下子打倒七八个。突然，他感觉自己的头被猛砸了一下，手一摸，满脸是血。

　　顾不上细想，他冲向碉堡，用刺刀在下面刨了个坑，把八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一个侧滚的同时，拉掉了手榴弹的拉环……

　　那一夜，张富清接连炸掉两座碉堡，他的一块头皮被子弹掀起。另外两名突击队员下落不明，突击连“一夜换了八个连长”……

　　真实的回忆太过惨烈，老人从不看关于战争的影视剧。偶尔提及，他只零碎说起：“多数时候没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有时间”“泪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虱子大把地往下掉”……

　　很多人问：为什么要当突击队员？

　　张富清淡淡一笑：“我入党时宣过誓，为党为人民我可以牺牲一切。”

　　轻描淡写的一句，却有惊心动魄的力量。

　　入伍后仅4个月，张富清因接连执行突击任务作战勇猛，获得全连各党小组一致推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一个小小的长工，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啊！”时隔多年，张富清的感念发自肺腑，眼角泪湿。

　　出生在陕西汉中一个贫农家庭，张富清很小就饱尝艰辛。父亲和大哥过早去世，母亲拉扯着兄弟姊妹4个孩子，家中仅有张富清的二哥是壮劳力。为了减轻家中负担，张富清十五六岁就当了长工。

　　谁料，国民党将二哥抓了壮丁，张富清用自己换回二哥，被关在乡联保处近两年，饱受欺凌。后被编入国民党部队，身体瘦弱的他被指派做饭、喂马、洗衣、打扫等杂役，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皮带抽打。

　　这样的生活苦不堪言，直到有一天，西北野战军把国民党部队“包了饺子”，张富清随着四散的人群遇到了人民解放军。

　　“我早已受够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我在老家时就听地下工作者讲，共产党领导的是穷苦老百姓的军队。”张富清没有选择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信仰的种子，从此埋进了他的心中。

　　在团结友爱的集体中，一个曾经任人欺凌的青年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平等的对待和温暖的情谊。

　　历经一次次血与火的考验，张富清彻底脱胎换骨，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的信念在他的心中愈发清晰。

　　“从立功记录看，老英雄九死一生，为什么不想让人知道？”负责来凤县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的聂海波对张富清的战功钦佩不已，更对老人多年来的“低调”十分不解。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多少）都不在了，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面对追问，这位饱经世事的老人哽咽了。

　　每一次，他提起战友就情难自已，任老伴儿帮他抹去涌出的泪水：“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

　　亲如父兄，却阴阳永隔。在张富清心中，这种伤痛绵延了太久。那是战友对战友的思念，更是英雄对英雄的缅怀。

　　他把这份情寄托在那些军功章上。每到清明时节，张富清都要把箱子里面的布包取出，一个人打开、捧着，端详半天。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珍藏的宝贝是个啥。

　　“我没有向任何人说过，党给我那么多荣誉，这辈子已经很满足了。”如今，面对媒体的请求，老人才舍得把那些军功章拿出来。

　　多年来，他只是小心翼翼地，把1954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颁发的一个搪瓷缸，摆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这只补了又补、不能再用的缸子上，一面是天安门、和平鸽，一面写着：赠给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保卫和平。

　　总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怕死？

　　“有了坚定的信念，就不怕死……我情愿牺牲，为全国的劳苦人民、为建立新中国牺牲，光荣，死也值得。”

　　任凭岁月磨蚀，朴实纯粹的初心，滚烫依旧。

　　她哪里想到，离家千里去寻他，一走就是大半生。在来凤这片毫无亲缘的穷乡僻壤，印刻下一个好干部为民奉献的情怀

　　1954年冬，陕西汉中洋县马畅镇双庙村，19岁的妇女干部孙玉兰接到部队来信：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昌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等她前去完婚。

　　同村的孙玉兰此前只在张富清回乡探亲时见过他一次。满腔热血的女共青团员，对这位大她11岁的解放军战士一见钟情。

　　少小离家，张富清多年在外征战。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富清随王震率领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先头部队深入新疆腹地，一边继续剿灭土匪特务，一边修筑营房、屯垦开荒。

　　1953年初，全军抽调优秀指战员抗美援朝，张富清又一次主动请缨，从新疆向北京开拔。

　　待到整装待发，朝鲜战场传来准备签订停战协议的消息。张富清又被部队送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

　　相隔两地，他求知若渴，她盼他归来。张富清同孙玉兰简单的书信往来，让两颗同样追求进步的心靠得更近。

　　“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部队来信后，孙玉兰向身为农会主席的父亲袒露心声。

　　临近农历新年，孙玉兰掏出攒了多年的压岁钱，扯了新布做了袄，背上几个馍就上路了。

　　搭上货车，翻过秦岭，再坐火车。从未出过远门的她晕得呕了一路，呕出了血，见到心上人的时候，腿肿了，手肿了，脸也肿了。

　　彼时，一个崭新的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大量建设人才。组织上对连职军官张富清说：湖北省恩施地区条件艰苦，急需干部支援。

　　拿出地图一看，那是湖北西部边陲，张富清有过一时犹豫。他心里惦记着部队，又想离家近些，可是，面对组织的召唤，他好像又回到军令如山的战场。

　　“国家把我培养出来，我这样想着自己的事情，对得起党和人民吗？”“那么多战友牺牲了，要是他们活着，一定会好好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张富清做了选择：“作为党锻炼培养的一名干部，我应该坚决听党的话，不能和党讲价钱，党叫我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哪里艰苦，我就应该到哪里去。”

　　孙玉兰原以为，两人在武汉逛一阵子，就要回陕西老家。谁知他说：组织上让我去恩施，你同我去吧。

　　这一去，便是一辈子。

　　从武昌乘汽车，上轮船，到了巴东，再坐货车……一路颠簸，到恩施报到后，张富清又一次响应号召，再连续坐车，到了更加偏远的来凤。

　　这是恩施最落后的山区。当一对风尘仆仆的新人打开宿舍房门，发现屋里竟连床板都没有。

　　所有家当就是两人手头的几件行李——军校时用过的一只皮箱、一床铺盖，半路上买的一个脸盆，还有那只人民代表团慰问的搪瓷缸。

　　这是张富清珍藏了几十年、补了又补的搪瓷缸（3月31日摄）。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孙玉兰有些发懵，张富清却说：“这里苦，这里累，这里条件差，共产党员不来，哪个来啊！在战场上死都没有怕，我还能叫苦磨怕了？”

　　张富清不怕苦，可他受不得老百姓吃苦。来凤的很多干部都回忆说，无论在什么岗位，他总是往最贫困的地方跑得最多，为困难群众想得最多。

　　三胡区的粮食生产严重短缺。张富清到了三胡，每个月都在社员家蹲个20来天，“先把最贫困的人家生产搞起来，再把全队带起来”。

　　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士气很快上去了，三胡区当年就转亏为盈，顺利完成了为国家供粮、为百姓存粮的任务。

　　到卯洞公社任职，张富清又一头扎进不通电不通水不通路的高洞。这是公社最偏远的管理区，几十里地，山连着山，把村民与外界完全隔绝。

　　张富清暗想：“这是必须攻克的堡垒，要一边领导社员生产，一边发动群众修路，从根本上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为了修进入高洞的路，张富清四处奔走、申请报批、借钱筹款、规划勘测……

　　约5公里长的路，有至少3公里在悬崖上，只能炸开打通。张富清不仅要筹措资金、协调物资，还要组织人手，发动群众。

　　有的社员“思路不大通”，认为修路耽误了生产。张富清就住到社员家的柴房，铺点干草席地而睡，帮着社员干农活、做家务。

　　农闲时节，早上5点，张富清就爬起来，一边忙活一边交心。吃过早饭，他就举个喇叭喊开了：“8点以前集合完毕，修路出力也记工分。”

　　上午11点和下午5点半，一天两次，开山放炮，大家都要避险，回家吃饭。一来一回，要费不少时间。有时赶不及，张富清就往嘴里塞几个粑粑，灌几口山泉水。

　　“他跑上跑下，五十多岁的人了，身体并不好，工作却特别认真。”曾和张富清在卯洞公社共事的百福司镇原党委书记董香彩回忆。

　　一年到头，不到腊月二十八，孙玉兰很少能见到丈夫的身影。有的时候，惦记他没得吃、没得衣服，她就让孩子们放了学给他送去。

　　一次，大儿子张建国背了两件衣服、一罐辣椒上山了。十来岁的孩子走到天黑还没赶到，只得投宿在社员家中。第二天，等到天黑，父子俩才打个照面。

　　老张是真忙啊！社员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个从上面派来的干部，是真心为我们想啊！”

　　从抵制到触动，从被动到主动，群众在张富清带领下肩挑背扛，终于用两年左右时间，修通了第一条能走马车、拖拉机的土路。

　　后来，张富清要调走的消息传开了。临走的那天，孙玉兰一早醒来，发现屋子外面站了好多人。原来，社员们赶了好远的路，自发来送他了。

　　“他们守在门口，往我们手里塞米粑粑，帮我们把行李搬上车，一直到车子开了，都没有散。”回想当年的情景，孙玉兰笑得很自豪。

　　将心比心，张富清把老百姓对党和国家的期望，都化作默默洒下的汗水。

　　以心换心，群众把对他的信赖与认可都包进了一只只粑粑，修进了一条条路。

　　如今，原卯洞公社所辖的二三十个村，已全部脱贫出列。当年张富清主持修建的道路，已拓宽硬化，变成康庄大道；高洞几乎家家户户通了水泥路。

　　粮食局、三胡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建设银行……从转业到离休，数十年如一日，张富清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在来凤这片毫无关联的穷乡僻壤，留下了一个人民公仆任劳任怨的足迹。

　　曾任卯洞公社党委副书记的田洪立记得，张富清家的餐桌上常常只有青菜、萝卜、油茶汤，比大多数社员的伙食都差。

　　可是，这个拥有“人民功臣”称号的转业军人却毫不在意。

　　他心里只装着一个念头：“党教育培养我这么多年，我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党群关系密切了，再苦也知足了。”

　　张富清完全有条件为自己的家庭谋取便利，可是他没有。始终恪守“党和人民的要求”，标注他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

　　循着喧闹的城中街道，来到一座5层小楼，顺着台阶上2楼，就是张富清老两口的家。

　　走进客厅，一张磨损破皮的沙发、一个缺了角的茶几和几个不成套的柜子拼凑在一起。进了厨房，几只小碗盛着咸菜、米粥和馒头，十分素淡。

　　这套潮湿老旧的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张富清在建设银行工作时单位分配的。有人说这里条件不好，他只是淡淡一笑：“吃的住的已经很好了，没得什么要求了。”

　　比起过去，老两口总是特别知足。

　　张富清和老伴在家吃晚饭（3月31日摄）。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在卯洞公社时，他们住在一座年久失修的庙里，一大一小两间，20多平方米，三张床挤了两个大人、4个小孩。一家人除了几个木头做的盒子和几床棉被外，什么家当也没有。

　　“他家的窗户很小、又高，屋里不通风，光线暗淡。他那时候分管机关，完全有条件给自己安排好一点。”董香彩回忆：“张富清的大女儿患有脑膜炎，因当年未能及时救治留下后遗症，这么多年来看病花钱，他从来不找组织特殊照顾。”

　　“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这是张富清给全家立下的规矩。

　　上世纪60年代，国家正是困难时期，全面精简人员。担任三胡区副区长的张富清动员妻子从供销社“下岗”。

　　孙玉兰不服气：“我又没差款，又没违规，凭什么要我下来？”

　　“你不下来我怎么搞工作？”一向温和的张富清脸一板：“这是国家政策，首先要从我自己脑壳开刀，你先下来，我才可以动员别个。”

　　孙玉兰下岗后，只能去缝纫社帮工，一件小衣服赚个几分钱。手艺熟练了，就开始做便衣，一件衣服几角钱，上面要盘好几个布扣。

　　回家做完功课，孩子们都要帮妈妈盘布扣。到了后来，两个儿子穿针引线的功夫都毫不含糊。

　　有人替孙玉兰不平：他让你下来，你就下来，不和他吵？

　　“这个事情不是吵架的事情，他给你讲，这是政策问题，他把道理说明白，就不吵。”

　　那些年，张富清每月的工资，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除了患病的大女儿，其他三个孩子下了学就去拣煤块、拾柴火、背石头、打辣椒。

　　“衣服总是补了又补，脚上的解放鞋被脚趾顶破，就用草裹住捆在脚面上。”小儿子张健全记忆犹新。

　　张富清和老伴在家看电视（3月31日摄）。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相濡以沫，她理解他。可是，孩子有过“想不通”。

　　大儿子张建国高中毕业，听说恩施城里有招工指标，很想去。张富清管着这项工作，不但对儿子封锁信息，还要求他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到卯洞公社的万亩林场。

　　荒山野岭，连间房子都没有，两年的时光，张建国咬牙挺着，不和父亲叫苦。

　　小儿子张健全记得，小时候，父亲长年下乡，母亲身体不好、常常晕倒，几个孩子不知所措，只能守在床边哭……

　　张富清四个子女，患病的大女儿至今未婚，与老两口相依为命；小女儿是卫生院普通职工；两个儿子从基层教师干起，一步步成长为县里的干部。

　　子女们没有一个在父亲曾经的单位上班，也没有一个依靠父亲的关系找过工作。孙子辈现在大多在做临时工，一个孙媳妇刚刚入职距县城几十公里的农村学校。

　　“父亲有言在先，他只供我们读书，其他都只能靠自己的本事，他没有力量给我们找工作，更不会给我们想办法。”张健全说。

　　有人劝张富清“灵活点儿”，他正色道：“我是国家干部，我要把我的位置站正。如果我给我的家属行方便，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这是对党不廉洁，对人民不廉洁，我坚决不能做！”

　　一辈子，“党和人民的要求”就是他的准则，“符合的就做，不符合的就坚决不做”。

　　分管机关，他没有给家庭改善过住宿条件；分管财贸，他没有为孩子多搞一点营养伙食；分管街道，他没有把一个矛盾问题随意上交……

　　有一次，分管粮油的张富清把“上面”得罪了。

　　某机关的同志来买米，提出要精米不要粗米。想到群众吃的都是粗米，又见对方盛气凌人，张富清看不惯，没几句就和对方红了脸。

　　来人跑去告状，一个副县长来了，批评张富清“太固执”。张富清很较真儿，回答说：“干部和群众应该一视同仁，如果我给谁搞了特殊，就违反了党的政策。”

　　战场上雷厉风行，工作中铁面无私。张富清把一腔热情投入建设来凤的工作中，却把一个永远的遗憾藏在自己心底。

　　1960年初夏，不到20天时间，张富清的老家接连发来两次电报：第一次，是母亲病危，要他回家；第二次，是母亲过世，要他回去处理后事。

　　工作繁忙、路途遥远，考虑再三，他没有回去。

　　“为什么没有回去呢？那时国家处于非常时期，人民生活困难，工作忙得实在脱不开身，只能向着家乡的方向，泪流满面，跪拜母亲……”时隔多年，张富清在病中，专门在日记里写下当年的心境：“自古忠孝难两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怎能因为家事离开不能脱身的工作？”

　　这就是张富清的选择：战争岁月，他为国家出生入死；和平年代，他又为国家割舍亲情。

　　2012年，张富清左腿突发感染，高位截肢。手术醒来后，他神色未改，只自嘲一句：“战争年代腿都没掉，没想到和平时期掉了。”

　　张富清担心“子女来照顾自己，就不能安心为党和人民工作”。术后一周，他就开始扶床下地。医护人员不忍：牵动伤口的剧痛，他这么大岁数怎么承受？

　　令人惊叹！术后不到一年，88岁的张富清装上假肢，重新站了起来。

　　没有人见过他难过。只有老伴儿孙玉兰知道，多少次他在练习中跌倒，默默流泪，然后又撑起身体，悄悄擦去残肢蹭在墙边的血迹……

　　张富清的一生，从没有一刻躺在功劳簿上。面对这样一位不忘初心、不改本色的英雄，我们除了致敬，更应懂得他的选择

　　2019年3月的一天，张富清家中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他所在老部队、新疆军区某团从媒体上了解到张富清的事迹后，特意指派两名官兵前来探望。

　　“门口的绿军装一闪，他就激动得挣扎起来，双手拼命撑着扶手，浑身都在使劲，最后，硬生生用一条腿站了起来！”回忆那天的情形，张健全的眼眶湿润了。

　　年轻的战士朗读起全团官兵为老英雄写的慰问信。他念一句，老伴儿就凑着张富清的耳朵“翻译”一句。当战士念到“三五九旅”“王震将军”这两个词时，张富清无需“翻译”竟听清了，先是兴奋地拍手，后又激动地落泪。

　　为了迎接战友，张富清特意将军功纪念章别在胸前。

　　望着父亲精神抖擞的样子，张健全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他知道，这一生，如果说父亲有什么个人心愿，那就是再穿一次军装，回到他热爱的集体中去。

　　多少年了，这是第一次，他高调地亮出赫赫战功。也是第一次，他能够面对战友，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我们的新中国就要庆祝成立70年了，盼着我们的祖国早日统一，更加繁荣昌盛，希望部队官兵坚决听党的话，在习近平主席的强军思想引领下，苦练杀敌本领，保卫和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临别，张富清又一次坚强站起，挺直脊背，向老部队战友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我看到老前辈眼里亮晶晶的。”新疆军区某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陈辑舟回忆说，老人的眼中，有久别重逢的喜悦，更有郑重交付的嘱托。

　　回到部队，他们把老英雄的故事讲给战友们听，全团官兵热血沸腾。

　　“作为一名战士，我要像老前辈那样，苦练杀敌本领，争当优秀士兵。”战士李泽信说。

　　“作为新时代的官兵，我们要发扬老前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干部胡妥说。

　　“英雄事迹彪青史，传承尚需后来人。”团政治委员王英涛说：“历史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中，一定要传承好老前辈的优良传统，把胜战的使命扛在肩头，猛打敢担当，猛冲不畏惧，猛追夺胜利，高标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这是张富清用了几十年的老字典（3月30日摄）。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张富清的事迹传开后，老人一次次拒绝媒体采访，更不许儿女对外宣扬。后来，有人说，“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老人的态度“突然有了180度的转弯”。

　　“有几次采访正赶上父亲截肢后的断腿疼痛发作，他没有表露一点，连休息一下都不提，其实早已疼得一身透汗。”张健全说。

　　从深藏功名到高调配合，张富清的选择始终遵从初心。

　　他的心很大，满满写着党和国家；他的心又很小，几乎装不下自己。

　　他去做白内障手术，医生建议：“老爷子，既然能全额报销，那就用7000元的晶体，效果好一些。”可张富清听说同病房的群众用的晶体只有3000元，坚持换成了一样的。

　　他把自己的降压药锁在抽屉里，强调“专药专用”，不许同样患有高血压的家人碰这些“福利”。

　　他的衣服袖口烂了，还在穿，实在穿不得了，他做成拖把；残肢萎缩，用旧了的假肢不匹配，他塞上皮子垫了又垫，生生把早已愈合的伤口磨出了血……

　　赫赫功名被媒体报道后，考虑到张富清生活不便，单位上想把他的房子改善一下，他说不用；想安排人帮忙照料，他依旧执拗，只有一句：“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我已经离休了，不能再为国家贡献什么，能够节约一点是一点。”很多不通常情的做法，在张富清看来，都有着理所应当的理由。

　　“他完全可以提要求，向组织讲条件。他完全可以躺在功名簿上，安逸闲适地度过余生。”来凤县委巡察办主任邱克权听说张富清的事迹后，利用工作之余查阅大量资料，自愿承担起挖掘梳理张富清事迹的工作。

　　从好奇到感佩，邱克权感到，越是走进老英雄平淡的生活，越能感受到一名共产党员强烈的炽热。“什么是不改初心，什么是淡泊名利，他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平凡中的伟大。”

　　张富清在家看书学习（3月31日摄）。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张富清床边的写字台上，一本2016年版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格外引人注意。因为时常翻阅，封皮四周已经泛白。

　　第110页的一段文字旁，做着标记——

　　“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始终做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

　　什么是坚定信仰？什么是初心本色？张富清用一生给出了答案。

　　新中国走过70年风风雨雨，张富清的岗位、身份一再改变，始终不变的，是他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的赤子之心。

　　采访中，张富清多次强调：“在战场上也好，在和平建设时期也好，我就是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这都是我应该尽的职责，说不着有什么功。”

　　“泪流满面，这是何等境界”“赤子之心，感人肺腑”“这才是真正的党员”……老英雄的事迹，朴实无华，却直抵人心。媒体争相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反响。

　　网民“周杰伦奶茶店”说：“六十多年了，不是因为一次偶然，这位老英雄依旧会把曾经的荣誉埋藏在心里。他只把自己当成一个幸运儿，那个活下来替所有牺牲的战友领取那份荣誉的人。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穿上军装卫国，脱下军装建设国家。所谓英雄者，大概如是吧。”

　　莫道无名，人心是名。

　　不断有相关机构向老人提出收藏他军功证书的请求。

　　“我现在还舍不得、离不开，但是我想将来，还是会捐赠给国家，因为这些本来就属于国家。”老人袒露自己的“私心”。

　　精神富足、生活清淡、追求纯粹——

　　他的名字“富清”，正是他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