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思想历程

　　——《马藏》主编顾海良谈《马藏》编纂工作

　　光明日报记者 王斯敏 张胜 晋浩天

　　编者按

　　2015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启动《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这一预计用20年左右时间完成的重大基础性工程，将通过全面而系统的著作、文献汇编完整呈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历程，促进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马藏》编纂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5月4日，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编纂的《马藏》首批成果面世。《马藏》有何总体目标与操作原则，如何理解“中国编”的具体设想和重要意义？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专访时，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马藏》主编顾海良对此作了详细介绍。

　　《马藏》编纂成果 资料图片

　　记者：《马藏》宣布启动编纂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这一工程具有什么重大意义？编纂《马藏》的总体目标与原则是什么？

　　顾海良：作为一项重大的基础性学术文化工程，编纂《马藏》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于促进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展现真实而客观的中国近现代史也具有重大意义。

　　《马藏》编纂将分为“中国编”“世界编”两大部分。中国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的汇纂，分作四部：第一部为著作（包括译著）类文献；第二部为文章类文献；第三部为各类通讯报道，各种档案、笔记、书信等文献；第四部为中国共产党有关文件类文献。各部之下，按照历史发展过程分别设卷。

　　在首发式上亮相的是《马藏》第一部第1~5卷，收录了1894-1903年间出版的译著文献28册，是这一时期译自日本、英国和美国学者的著作，其中多册文献之前一直未被学术界发现。这五卷约360万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马藏》编纂以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标格。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近百年历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程。对这一历程的深入研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要求，是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

　　《马藏》编纂坚持用真实完备的文本再现历史，特别再现思想历史；坚持尊重历史、细致纂修，精密诠释、求真拓新，全面筹划、系统编排；坚持思想性和学术性的有机结合，力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实践过程和思想过程作出系统探索。

　　记者：自《马藏》工程启动至今，主要做了哪些工作？编纂“中国编”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有什么重要意义？

　　顾海良：已经做的工作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全力以赴搜集1917年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相关文献；二是借鉴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及其他文献编纂的原则和体例，制定《马藏》文献编纂要义、编辑原则和体例等学术规范；三是编注了《社会主义史大纲》《社会主义神髓》《共产党宣言》等样稿，请有关专家审读、指导。许多专家就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比如：处理好《马藏》入编文本与一般文献之间的关系问题；注重参照中文译本的中介译本与原始底本，厘清思想发展脉络问题；编校文本的注释与研究性说明的要点和重点问题；相关文献的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综合研究问题，等等。这些意见，对《马藏》第一部第1~5卷的编纂起到了重要作用。

　　《马藏》编纂不同于一般的典籍集成，它注重的是呈现思想发展的过程，通过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本理路，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标”，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的思想历史基础。

　　思想的“历史路标”是思想发展的转折点，是由社会历史巨大变化或思想历史重要变化树起的里程碑。毛泽东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刻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过程的一个“历史路标”；1937年，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同样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过程的一个“历史路标”。从思想过程上去理解，从“历史路标”上去识别，将更为系统地再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史，更为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记者：这次首发的《马藏》第一部开头五卷，属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初始阶段的文献汇纂。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五卷中近30册文本呈现的思想和学术特征。

　　顾海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知识界开始译介欧洲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想的著述，中国人从中开始了解马克思思想及其社会主义学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开端。这一时期，日本知识界对马克思思想和社会主义学说已经有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著述。我国的留日学生和旅日学人在日本接触到这些著述，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为向国内传播这些思想，他们积极而急迫地选择其中的一部分著述作出译介。在译介过程中，几乎所有学人都依循“文以载道”的理念，结合清末中国的国情及社会现状，以“载道”的强烈意愿，有意识地选择自己所赞赏的思想主张和种种“主义”，落实相关文本，力图在“传道”中“悟道”、在“悟道”中“行道”。在已经出版的《马藏》第一部第1—5卷中，“文以载道”的理念在马克思思想和社会主义学说早期传播的初始阶段体现得尤为显著。

　　《马藏》这五卷编纂的著作，我们按照习惯称作“文献”，但在具体编纂中，更多的是以“文本”对待，突出的是对文献的原始文本、文本多种迻译本、文本多种版本、文本流转、文本扩展和转呈等方面的研究，这就改变了以往从“作品”的静止的、孤立的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进行研究的方法。

　　既然突出了“文本”意义上的研究，由此必然生成文本研究中“互文本”和“互文性”的问题。例如，对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的四个中文译本、村井知至《社会主义》的三个中文译本的“互文性”意义上的研究，能够帮助人们更为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文本生成和文本转呈的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初始阶段的思想和学术特征。

　　《光明日报》（ 2019年05月05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