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关键在于改革推动了经济结构转换，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实现乡村振兴，是结构调整的战略任务。必须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关键在于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推动了经济结构的不断转换，从而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概括起来，大的结构转换已经经历了4次。当前正面临着第五次结构转换的任务，这就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通过城乡融合实现乡村振兴。

　　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带动了农业发展和乡镇企业崛起，一举结束了短缺经济。改革之初，我国被长期存在的商品匮乏所困扰。我们的改革就是从解决短缺问题开始的。安徽小岗村农民创造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粮食增产。尽管当时不少人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这项改革得以继续并迅速在全国各地推广，粮食和各种农产品连年大幅度增产，很快就满足了市场需要。到1992年，各地粮食库存增多，占压了大量资金，全国多数地区放开了粮食价格。从1993年开始，实行了39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为了增加短缺工业品，国家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对发展轻纺工业实行优先供给能源、原材料、外汇等“六个优先”政策，消费品工业出现了高速发展局面，琳琅满目的工业消费品涌向市场。改革首先在农业和消费品工业上发力，主要是因为农业和消费品工业提供的产品属于最终消费品，距离市场最近，人民受益最快。当人民享受到改革红利之后，就更加支持改革，并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改革发展之中。在产业结构上，农业和轻纺工业成为这一时期的增长点，拉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乡镇企业崛起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

　　20世纪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带动了四大支柱产业振兴和经济腾飞。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体系，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1995年开始实施的“九五”计划，提出了振兴电子机械、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四大支柱产业。振兴四大支柱产业适应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一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振兴支柱产业中迅速发展壮大。仅用10年时间，四大支柱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由8%上升到20%，支撑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腾飞。机电产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我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迅速提升。建筑业的迅速发展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而且拉动了钢铁、水泥、玻璃等建材工业和能源工业的发展。到20世纪末，我国已有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这一时期发展的突出特征，就是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轻工业，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工业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不断提高。改革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结构转换释放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

　　新世纪第一个10年通过发行国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高铁、高速公路和通讯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跃居世界第一。1998年4月，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扩大内需战略，国务院决定增发1000亿元10年期长期建设债券，在实际执行中按1250亿元掌握，同时银行配套贷款1000亿元，集中用于交通通信、农田水利、城市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经济适用房等领域的建设。国债连续发行了5年。这项政策有力地扭转了通货紧缩趋势，支持了当期经济增长，并为之后1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成功地把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变成了发展机遇。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高达两位数，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明显增强。过去常常有人讲，经济总量大了，速度会相应慢下来。但是，相对于前20年，新世纪第一个10年的总量要大得多，速度反而更快了。出现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宏观调控的成功。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穿“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的主线。与前三次结构转换不同，这一次经济结构转换的内容覆盖面更广，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对结构调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围绕发展方式转变聚焦各项改革，经过多年的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一是在投资与消费结构的调整上，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重点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民的收入；采取鼓励消费的措施，重点鼓励增加服务消费；适度控制投资增长速度。经过坚持不懈努力，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局面已经改变。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资本形成总额所占比重已经由2010年的47.9%下降到2016年的44.2%，最终消费支出的比重同期由48.5%上升到53.6%。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8.0%，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为31.8%，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二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上，鼓励第三产业发展，对第三产业全面实行营业税改增值税，降低了第三产业企业的税负。2017年，第三产业投资增速达到9.5%，接近工业投资增速的3倍，改变了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状况，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新的增长点。今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上升到53.1%，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8%。

　　三是在要素结构调整上，鼓励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状况已经明显改变，生态环境已经开始改善。科技研发投入不断增加，技术成果开始成批涌现。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专利申请量同美国的差距也逐年缩小。在创新驱动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工业和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围绕重大技术难题组织产业联盟进行科研攻关不断取得突破。政府、企业和科研人员创新的积极性已经调动起来，以创新求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实现乡村振兴，是当前面临的第五次结构大调整的战略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有待于继续努力。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我们以改革促发展，把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基础设施、第三产业都搞上去了，在经济结构上剩下一个硬骨头，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乡村振兴，使农民的收入水平能够赶上城市人口的收入水平，使农业劳动生产率能够赶上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把农村建设得比城市更漂亮、更宜居，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绕不开的问题，也是亟待释放的经济发展最大新动能。

　　必须看到，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集中表现在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2.7∶1；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28%。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农村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于城市。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也主要体现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环境等问题上。导致城乡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城市的各类生产要素都已经市场化了，农村却处在半市场化或非市场化状态。按照商品流通规律，农村的生产要素40年来源源不断流向城市，而城市的要素却难以流动到农村来。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首先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全要素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对城乡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全面认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激活土地资本。农民凭借对农村土地的用益物权，可以抵押、担保、转让、入股，获取财产性收入。以农村土地为平台，吸引城市资本下乡。当前，以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兴应抓紧做好四件事。 一是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合作社、农业公司等通过土地经营权自愿有偿转让，发展规模化、社会化大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大力发展现代畜牧养殖业，提高动物性食品质量和供给能力。增加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增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力度，逐步推行从事农业经营人员的绿色证书制度。

　　二是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建立农村垃圾、污水集中处理系统，完善农村道路、信息网络、医疗卫生设施。结合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宅基地整理后节约的建设用地，应允许发展经营性事业，或通过建设用地指标异地置换，获得财产性收入。对退出宅基地进入城市落户的农民，应给予价值补偿。

　　三是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农民工与户籍人口之间，已经形成新的二元结构，带来了种种弊端。这种状况应当尽快改变。对已经在城市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农民工，应允许在所在城市落户，享受城市居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入学入托等公共服务。沿海地区吸收农民工较多的城市，应当把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纳入城市发展规划。

　　四是积极发展各类特色小镇。建设特色小镇，能够实现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有效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根据浙江的经验，特色小镇可以多种多样，围绕一种产品，带动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因此，特色小镇建设应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带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搞好特色小镇建设必须实现六个转变：城镇化方向由重点发展大城市向重点发展特色小镇转变，城市功能由过去工作和居住地分离转变为向产城融合方向发展，产业选择由多业并举的综合性城市向专业化特色产业发展，投资运营由政府为主体向企业为主体转变，土地供应由政府先征后“招拍挂”向土地用益物权入股方式转变，融资方式由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为主转变。

　　（作者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郑新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