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典范（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外部冲击和风险疏解的压力，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但我们不应忽视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国情，许多改革仍在进行中；也不应忽视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在产业结构调整、要素禀赋升级、驱动力转换、制度创新、大国经济优势等经济内生发展潜力上的积累、优化。只要我们继续深入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顺势而为，就能释放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潜能，推动中国经济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从整体趋势看，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符合成熟高收入经济体的轨迹。历史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更不容易。但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来看，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其工业增加值均在比较长的时期内维持在合理的水平，产业结构并没有“跑偏”。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在向高收入水平逼近的过程中，其工业增加值稳定在40%左右的水平。而我国在迈入中等收入以后，工业增加值也基本维持在40%左右，产业发展的基础符合高收入经济体的发展轨迹。特别是在未来制造智能化、要素高级化等的趋势下，传统“微笑曲线”将变得更为平缓，制造的地位与获利能力均将得到提升，强大的制造能力和高质量的服务活动融合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常态。我国在产业驱动经济增长上，目前制造和服务双轮驱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基本稳定。这样的产业结构也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支撑。

　　从眼下条件看，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禀赋条件在不断优化升级。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要素禀赋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数量庞大且能适应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人力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所在。尽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之后处于下降通道，但劳动资源总量上我们依然具有较大的优势，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享受的是人口数量红利的话，未来我们更多地要利用好“工程师”红利和人力资本的红利，因为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我们不仅拥有大量熟练的工程师，而且相对人工成本也有竞争优势。我们的资本要素不仅摆脱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短缺，而且有相当比例的资本开始走出去投资，劳均资本的稳步提高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为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保障。

　　技术禀赋是一国经济获得持续竞争力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弥补了我国许多产业技术的不足，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发展。从技术资源的量来看，我国是一个技术大国，但与技术强国的差距还很大，还有广阔的追赶空间。如果我们尊重创新的规律，在基础研究以及创新人才梯队建设上扎实推进，充分利用我国制造配套优势和大国市场规模优势，就能实现技术和市场的共赢。

　　因此，应通过进一步制度创新释放我国经济发展潜力的空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战略优势在于开放与改革，未来这也将是我国最根本的经济发展战略。目前，我们通过完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扩大进口等方面的潜能依然巨大。按照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大陆位列第46位，进入世界排名前50的经济体之列，排名相比去年上升32位，是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这些改变也直接反映到了吸引外商投资上，在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下降的情况下，今年1~8月我国吸收的FDI逆势增长6.1%，总额超过865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国。我们不仅将进口战略作为我们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而且主动对接国际经济规则，在经济领域降低进入限制。新一轮关税降低将使我国平均关税税率由10.5%降至7.8%，目前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均占全球10%左右。进博会的召开，又将进一步提升整体的开放水平。这将会更好地满足我国多样化、高质量产品的需求，提升我国产业链的水平、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进一步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总之，我们理当对大国经济优势的潜力有信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持续高增长、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激活了市场的潜力，电子商务、高铁等产业的发展莫不如此。我国大国经济特征不仅在于国土面积大、人口多，更在于不断增长的市场规模，也在于我们经济发展的地区梯度，发展中大国所具有的创新成本优势和技术后发优势，给我国产业的升级与迂回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用好了市场优势、规模优势、产业融合优势等，就可以在许多方面做到与先行者并跑甚至是局部领先。因此，只要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眼下的矛盾与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经济整体向好趋势也是可以巩固的。

　　《光明日报》（ 2018年11月1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