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针对美国加征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25%关税的做法，中国做出反击。在这种背景下，国内有些人有点慌乱，有意见认为中国准备不足，谈判有问题，应该及早妥协。

　　寄希望于及早妥协，与那些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奇思妙想的招数战胜对手一样，都是缺乏对贸易摩擦的本质理解。

　　如果我们考察历史就会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必然性，无论中国做出何种选择都很难避免，因为，美国的目的是持续打压对手，直到解除对其威胁。

　　美国通过贸易摩擦阻止日本崛起是前车之鉴。二战之后，在最初的几年，作为占领者的美国一直避免日本实现再工业化。当朝鲜战争爆发以及美苏冷战激化后，美国才开始将日本作为前线进行产业复兴的支援。但随着日本变得强大以及冷战缓和，从1985年开始，美国转变对日政策，开始抑制日本工业发展。

　　美日贸易摩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1968年-1972年） ，主要以纺织、钢铁等传统商品为主，美国要求日本对美国的纺织品、钢铁等出口进行自主限制。日本被迫同意。

　　在第二阶段（1977-1979年） 主要以彩电为主，最终以日本自主限制出口解决。

　　到了第三阶段，即1980年到1990年代中期，贸易摩擦全面爆发。

　　在这个时代，日本经济规模开始达到美国GDP的六成左右，而且增长势头很猛，有快速超越美国之势；其次，日本在汽车、半导体、先进机床等高新技术领域和竞争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超过同样把这些作为支柱产业的美国。

　　这意味日本有能力挑战美国的经济与科技霸权。美国人认为“冷战结束了，获胜的却是日本”，并且日本崛起是以美国衰落为代价，当时美国舆论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日本取代前苏联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因此，美国必须全面打压和制裁日本。

　　1980年代，美国反日情绪在学界、媒体界、商界、政界全面蔓延，美国学者罗伯特 安吉拉用“痛击日本”这个词来概括这一政治社会现象。日本的汽车、彩电等商品在美国遭到公开毁坏并通过电视直播。1989年，老布什总统在任命希尔斯作为新的美国贸易代表的仪式上，递给他一根撬棍，希望后者用它打开日本市场的大门。

　　与此前贸易谈判只针对具体商品不同，美国对日本进入全面打压阶段启动了超级301条款，这个条款规定美国可以单方面判断交易国贸易、知识产权等政策是否违约，即美国不需要在谈判中作出任何让步，直接给交易国定罪并要求对方接受美国要求。当时，美国人普遍认为“美国不能再等了”，“多边主义见效太慢”等。这与当前特朗普政府的观点和行为高度相似。

　　此阶段美国的要求有三：　　

　　第一， 打击日本在超级计算机、航天卫星、医疗器械、半导体等高新科技领域的发展，避免全面赶超美国科技优势；

　　其次， 直接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服从于美国指导。比如美国要求日本制定公共事业投资计划，日本做了10年400万亿日元的计划让美国审阅，被告知要再加30万亿。

　　再次， 克林顿时期，美国向日本提出三年内，日本必须确保美国汽车、电信、医疗等产业在日本市场占有率达到其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水平，强行要求设立“数量指标”，遭到日本拒绝。

　　中国当前经济规模也达到了美国的60%左右，并且依然在较快发展，在 科技领域开始转型升级，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结果。

　　与此同时，美国出现反华情绪，这与1980年代的日本所遭遇的高度相似。也就是说，在这阶段，中国已经被美国视为经济与科技领域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既不愿意转让高端技术，也不让你购买，却一味要求你全面开放市场，根本目的就是不让你发展壮大。

　　鉴之往事，则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目前中美谈判所面临的情势，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美国会不顾一切地向中国全面施压，美国有着固定战略性任务，而非战术性的目标。

　　对中国而言，既要对美方这一战略目标有清楚的认识，也要有自己清楚的战略定位。就如中方反复声明的一样，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了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我们一直愿意与美国相向而行，平等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的道路是通畅的，对话的大门也是一直敞开的。但是我们不惧怕美国的经济恐吓战略，也有足够的能力和耐力应对美国的贸易大棒。

　　事实上，美国的贸易战并未阻止日本产业崛起，贸易战杀伤力有限，关键是不要在国内政策上犯错。日本就是对贸易战做出了错误反应，过度刺激内需导致泡沫经济，从而让发展陷入停滞。因此，中国不必害怕贸易战，但需要警惕以刺激内需为名继续加杠杆，中国还具有被压制的巨大发展空间，应该通过结构性改革及时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