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上半年同比增长6.8％，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发展韧性十足。但是，一些结构性、局部性问题仍然存在。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财政、货币、金融政策该如何进一步完善？如何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经济日报特邀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及其研究团队作出相关解读。

　　做好预调微调 确保稳中向好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结构调整深入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质量效益稳步提升。中国经济目前正呈周期性和结构性双筑底态势，处于改革转型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应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一轮增长周期，但可能逐渐见顶回落。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先后复苏。近期欧洲、日本制造业PMI持续下行，美国经济正在筑顶。中国出口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持续恢复，但面临中美经贸摩擦和美联储加息的挑战。

　　中国正处于金融周期的顶部，融资形势偏紧。上半年社融新增9.1万亿元，较2017年同期少增2万亿元，6月底社融增速9.8%，M2增速降至8%，均创历史新低。在去杠杆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融资条件持续紧缩及债务到期双重压力导致企业信用风险开始暴露。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应紧盯经济周期和金融稳定。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保持适度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这实际上是对之前中性偏紧政策的一种微调，但并非全面放松。

　　房地产周期处于调控中期，未来将从短期调控转向建立长效机制。房地产销售、到位资金增速等先行指标趋于回落。7月份一些政策已释放出某些信号，去库存任务基本完成，棚改货币化比例将大幅降低，这意味着非大城市圈周边的三四线城市房价或将下行。

　　产能周期已经触底，新周期正积蓄力量。经过2010年至2015年市场自发去产能，叠加2016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环保督察，我国产能调整明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回升至76.8%，资产负债率从58%降至56%以下后，现有所回升，制造业投资在4%至6%持续筑底后缓慢回升至6.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持续15%以上的高增长。预计未来将开启新一轮企业资本开支周期，不再是传统落后过剩的产能扩张，而是带有新周期新经济的内涵。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正站在产能周期底部和金融周期顶部，稳中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但也要看到，近期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下半年尤其要防范内外需因素叠加可能导致的快速下滑。中美经贸摩擦、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金融去杠杆、房地产调控、棚改货币化比例降低，对经济增速影响或将在下半年集中显现。

　　对此，应做好政策预调微调，既要防止货币放水重走刺激老路，也要体现结构性改革要求。财政金融政策需协同发力，更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非常必要。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更好地做好减税降费和推动有效投资工作；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措施；金融监管政策应从“一刀切”式收紧转向结构性有松有紧。

　　积极财政政策大有可为

　　下半年，要防范内外需叠加可能导致的经济快速下滑风险，必须保持政策定力，既要防止货币放水重走刺激老路，又要体现结构性改革要求。在此情形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

　　当前，财政政策尚有完善的空间。

　　一是财税改革有待加速。预算强调平衡状态和赤字规模，支出预算特性不足；预算透明度不够，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仍未建立；税制以间接税为主，地方税体系有待完善。

　　二是地方政府和国企预算软约束，有激励无约束，债务从显性转向隐性，财政金融风险交织。

　　三是地方政府隐性担保和背书，刚兑尚未完全打破。

　　四是个别地方懒政惰政，导致中央政策在执行时走样。有的地方执行清理违规PPP时一刀切，导致在建工程烂尾；部分地区在开展棚户区改造时，货币化安置比例超过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房价过快增长。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这主要体现在结构性减税与优化支出结构等方面。

　　一是加快推进财税改革。按照中央要求和部署，推进预算公开、透明，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地方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要摸清底数并坚决不兜底，打破刚兑预期。

　　二是聚焦减税降费，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切实减轻市场主体税费负担，积极推进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加快推进消费税改革，加快房地产税立法，提高资源税率。

　　三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有产业与人口导入的地区要加大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在补齐民生短板领域的投资。

　　四是创新政府投资方式，通过投资补助、资本金注入等方式撬动民间资本参与重点项目建设。对属于竞争性领域的产业，可由直接支持具体项目改为设立投资基金，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此外，还应树立正反两方面典型，鼓励积极干事、惩罚消极怠政，尤其避免一刀切的懒政行为，防止出现“放乱收死”“大放大收”的循环。建立试错容错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鼓励积极干事的良好氛围。

　　金融货币政策要服务好实体经济

　　今年以来，在去杠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形势下，很多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比去年同期少增2.03万亿元；6月份M2增长8%，增速再创新低。信用政策“一刀切”，导致民营、小微企业信用风险不断提升，截至6月末，信用违约事件总额达到248亿元，较2017年同期增长44%。

　　为克服一些地方和金融机构激进去杠杆的负面影响，应对经济金融形势新变化，近期我国金融政策陆续作出了一些调整，逐步转向结构性去杠杆，注意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央行通过扩大MLF担保品范围、定向降准、窗口指导等灵活操作，一方面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稳健，另一方面逐步引导货币政策产生结构性效果。7月20日央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对4月末发布实施的资管新规作出了进一步细化，具有很强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下半年的经济政策制定面临多重考验。应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宏观政策稳定，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根据形势变化相机预调微调、定向调控，这样才能更好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具体来说，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应坚持结构性导向，“精准滴灌”，不搞“大水漫灌”强刺激，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在调整经济结构中的积极作用。

　　宏观金融政策则应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从“一刀切”式收紧转向结构性有松有紧，支持合法合规业务正常运行，支持民营、小微等实体企业融资，使经济薄弱环节得到更多的信贷支持。这其实是对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同时，还应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在货币政策稳健的同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减轻中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发挥税收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

　　加快建设房地产长效机制

　　自2016年9月30日以来，各地按照中央提出的“房住不炒”要求，不断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纷纷出台调控政策，防止房价明显过快上涨。不过，从2015年5月份到2018年5月份，我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连续37个月上行，涨幅达20.4%。本轮房价大幅上涨，强化了居民的看涨预期，也增加了调控难度，使得调控政策的边际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递减。

　　我国住房货币化改革已经有20年，系统总结相关得失，可为今后推进相关工作提供借鉴。

　　一是在调控政策工具及效果方面，金融政策直接影响购买力，短期刺激效果最好；“限购”等行政措施短期效果直接，但不解决根本矛盾。

　　二是不能重行政手段轻经济手段。

　　三是不应重抑制需求，轻增加供给。四是政策不能频繁切换加剧市场波动。五是因城施策思路面临考验。

　　当前，应继续坚持从严调控政策不放松，坚决遏制房价上涨，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同时努力促进供求平衡，尽快从短期调控政策过渡到长效机制建设，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过渡到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一是改革“人地挂钩”，优化土地供应。未来应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跨省耕地占补平衡与城乡用地增减挂钩。同时，严格执行“库存去化周期与供地挂钩”原则，优化当前土地供应模式。

　　二是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实行长期稳定的住房信贷金融政策，稳定购房者预期，支持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同时抑制投机性需求。支持房企合理融资需求，规范融资用途，防止过度融资。

　　三是转变住房供应结构，丰富供应主体。未来供应主体将从以开发商为主转变为政府、开发商、租赁中介公司、长租公司等多方供给；供给形式也将由以商品房为主转向商品房、租赁房、共有产权房等多品类。不过，住房供应结构的探索与政策出台须因地制宜，警惕盲目跟风。

　　四是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抑制投机型需求。目前，房地产税呈现“重增量轻存量、重建设交易轻保有”特点，未来应减少交易环节税费、增加保有环节税费，促进开发建设、交易、保有环节税赋平衡，避免重复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