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5·12”汶川特大地震10年，今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汶川县映秀镇并表示：“我很牵挂这个地方，十年了，这里的变化我也很欣慰。”

　　十年来，汶川人以倔强劲头重建家园，全国人民的关怀从不曾离开，因地震造成的悲伤正在被希望所替代。中国之声推出十集人物报道《汶川重生》，将话筒交给十位十年前的亲历者、救援者，以及十年间为汶川默默奉献的普通人。这十张烙印着汶川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面孔将见证汶川如何从归零到新生，讲述曾经的灾难如何变成新跨越的起点，致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援建体制给予汶川的十年涅槃和山河巨变。

　　央广网汶川5月15日消息（记者白杰戈 刘涛）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2008年6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一个月，一所地震博物馆在成都市西郊开馆。这些来自废墟当中和救援现场的展品，记录下灾难的残酷和人性的坚韧。十年来，博物馆的讲解员们一遍一遍叙述这段历史，在时光的流逝中守护记忆。

　　蝉鸣声又在四月的午后响起。黄毅还记得十年前，也是在一天里的这个时间，她在建川博物馆感受到的震动。黄毅形容，刚开始没那么厉害，就是看到建筑在摇晃，灰尘在掉，等出来以后，要走路时感觉到路面不平，是一种波动的状态。

　　震动是从六十多公里外的映秀镇传过来，建川博物馆所在的成都大邑县安仁镇灾情不重。几天之后，创办人樊建川决定在这里开设地震博物馆。男性员工分头去重灾区搜集物品，在库房工作的张体军到了映秀，他回忆说，有一些地方根本没有路，有一些桥也断了，只能从河道里面淌水过去。他们一般都是早上去，下午就回来，争取不在灾区里过夜，因为当时余震挺多的。

　　即便如此，在重灾区，张体军和同事还是显得比较特别。因为大家不知道张体军是博物馆的，感觉很不理解。有一些人说他们不来参加救援，而是忙着东捡西捡，意思就是他们不务正业。

　　张体军说，他们最初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只是按照工作经验和感受，留下一些有代表性的物品，例如在漩口中学搜集了一些学生的课桌课本，还有一些汽车的车牌号等。

　　这些来自废墟中的物品，成为地震博物馆的展品。工作人员连夜整理、布展，赶在2008年6月12日，地震之后一个月，开放参观。展览取名叫“震撼日记”，几个大字是用灾区废墟里的钢筋拼接成。黄毅介绍说，这本来是放在银行大门口的，地震的时候它倒下来断成三截，他们将其拿回来拼好，时间永远停留在2点28分。

　　展品当中有都江堰一家银行营业厅门口的大钟，有映秀镇政府门前的国徽，有塌落的楼板、砸毁的车辆，有一对遇难新人留在银厂沟的带血的婚纱；有进入山区搜寻的官兵喝下壮行酒后摔碗的碎片，有在救援中失事的军用直升机残骸；也有志愿者报名登记表、捐款票据，国外赠送的救援应急食品，“可乐男孩”薛枭签名的可乐罐……还有一些与争议人物相关的展品，比如背妻子遗体的吴加芳骑的摩托车，自己逃生没有管学生的老师范美忠当时戴的眼镜和用的书。

范美忠当时戴的眼镜和用的书

　　黄毅说，博物馆不会做任何的评论，只是把这些搜集到的文物展示出来，让游客自己评定。

　　十年来，展品几经调整。黄毅表示，真实的历史胜过任何语言，他们尽可能让文物说话。

　　但是讲解员总需要准备解说词，与建川博物馆的抗战馆、红色年代馆不一样，地震是年轻的讲解员们都经历过的事件，这让他们在理解和背诵当中少一些障碍，但真正要消化并且讲出来，反而更加困难。

　　讲解员刘小敏说，刚开始背词时，她有抵触的心理，特别不想去看，也不想深入地了解。后来正式带客人进馆时，在至少半年的时间里，她的心里都很难过，不能像在其它馆里那样心平气和地去讲。每讲一次，她都要回忆一次，因为每天可能要讲两至三次。刘小敏花了一些时间来适应这份工作。她的同事姜林梅也有类似的感受，她说，开始确实很压抑，有时候就不想进馆，但是现在讲了很多年了，已经麻木了。

　　但他们都没有放弃这份工作，姜林梅说她想过要离开，但还是没走，因为她每一次带游客，都能从游客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讲解员们很容易看出哪些参观者是来自灾区。刘小敏说，一说到地震馆时，灾区来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拒绝；另外一种是即便忍着痛，也会进去看。不用她开口，他们自己都会讲。这个时候，讲解员都会变成默默的倾听者。

　　刘小敏的女儿在2008年4月出生，伴随她成长的十年时间里，刘小敏有九年在做地震博物馆的讲解员。刘小敏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仍旧能特别触动她的就是关于孩子的问题。

　　她给参观者讲得最多的是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的故事，冯翔的儿子在地震中遇难，2009年地震一周年前夕，这位父亲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刘小敏每次都会讲他的故事，这种感情和这种行为，很多年轻人可能觉得“不至于”，但是她认为，当父母的应该都能够理解。

　　这份工作，也影响了刘小敏对生活和女儿成长的态度。在刘小敏看来，地震这种灾难以及其他的危险都是未知的，所以她每一天都要好好的生活。“比如以前我会想，生活压力大，以后孩子怎么办？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孩子成绩不好就不好吧，身体好就行，只要他健健康康的，不走歪路就可以。”

　　这天中午，刘小敏带着一群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去参观抗战馆，路过“猪坚强”的圈舍，这头当年被困36天之后得救的猪，是地震博物馆唯一活着的展品。

　　刘小敏：你们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猪坚强。它现在已经11岁了。你们几岁？

　　小学生：11岁。

　　刘小敏：但是猪的11岁跟我们人七八十岁差不多。

　　对于11岁的孩子来说，十年前地震的时候，还没有清晰的记忆。

　　让后人认识到灾难残酷的这些照片和各种纸质的展品，已经开始在时光里褪色。建川博物馆库房的工作人员几年前就着手复制和保存。而同样淡去的还有记忆和关注。

　　副馆长吴宏远说，“5·12”地震发生以后，当时大家记忆犹新，可能对这件事情有一种情结，也比较关心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馆开馆以后，观众的留言很多。但是这两三年来，留言在逐渐变少。

　　吴宏远并不感到灰心，反而觉得身处记住和遗忘之间，博物馆的作用更加明显。事实上，除了最初一个月搜集到的展品之外，地震博物馆开馆之后，又陆续有亲历者和遇难者的亲属送来各种物品，这背后是一个个更加清晰的姓名和故事。博物馆为这些遇难者塑成铜质的浮雕，成为整个展馆的最后部分。

　　而在博物馆的入口处，墙上有创办人樊建川的一段话：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樊建川说，即使桥修好了，学校也建起来了，伤口都愈合了，再过五十年、一百年，这件事情也永远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