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出现社会紊乱甚至失序现象，如债务危机、暴恐频发、难民危机、选举出现“黑天鹅”事件、民粹主义高涨、右翼极端主义暗流涌动、种族歧视引发社会抗议和骚乱等。西方社会乱象丛生、治理赤字严重，表明资本主义正在出现系统性危机，并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究其原因，对抗式制度体系是导致西方之乱的重要根源。

　　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系统性危机

　　历史上，资本主义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并在上个世纪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恢复性快速发展，而其内在矛盾和问题也加速积累。20世纪末，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至今未见起色。2002年，拥有上千亿美元资产的美国安然公司宣告破产。此时，美国房地产领域的次贷问题已在酝酿新危机，积累着更具破坏性的负能量。一场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发的金融风暴，从2007年8月起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酿成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

　　为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但是，国家公共开支剧增同经济复苏乏力、税收减少的矛盾，又使政府债务进一步攀升。事实上，只要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低于债务膨胀速度，国家支出与国家税收之间的结构性缺口必然导致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从长远来看，降低政府债务水平需要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但这必然降低民众生活与福利水平，进而加剧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导致社会冲突。为缓解债务危机，一些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增税来平衡财政收支，但这又遇到大财团的重重阻力。如此一来，这些国家就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境地。债务问题使人们开始怀疑通过国家调节避免资本主义危机的传统方案。实际上，债务问题大大削弱了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这是新自由主义“去国家化”和“最小政府”经济思潮盛行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这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暴露的不单单是市场失灵，还有严重的政府失灵。大部分西方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所表现出的焦虑、慌乱和失序，反映了这些国家因财政状况恶化而出现的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同时也成为危及当今世界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这一轮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正在褪色。二战后，西方几代理论家苦心包装的所谓西式自由民主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价值观，既在其国内遭到质疑和反思，又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抵制和阻击。曾被宣扬为一些西方大国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和制度资源正在流失。危机之下，一些西方国家在选举政治、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对外政治中的表现，让人很难将其与人类理想的政治文明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一轮危机对全世界来说，还是一场生动的政治制度教育课。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体系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相互掣肘、漫天许诺、彼此否决、分裂对立等现象，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不是局部的、个别领域的危机，而是制度性、系统性危机。

　　西方之乱的对抗式制度体系根源

　　在欧美国家的政治生态中，对抗式制度体系成为治理赤字的重要制度根源。对抗式制度体系由竞争性政党制度、选举政治、议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等制度形态组成，其基本假设是制度体系应该建立在对抗制衡和分而治之的基础上。这套政体模式是在近代欧洲独特的历史和国情中形成的，后来虽然出现了一些变体，但基本精神没有大的变化。按照对抗制衡原理形成的一整套对抗式制度体系，奠定了西方对国家、政府、政党、立法、司法、央地关系、内外关系等的特殊理解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较为自洽的西方政治学说体系。在西方政治扩张过程中，西方政治学说又用民主和自由等辞藻来修饰和附会这种制度体系。事实上，对抗式制度体系与民主、自由的真谛相去甚远。在实际运行中，对抗式制度体系往往在空间上表现为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在时间上表现为这一届反对上一届，其极端形态就是政治失灵、政治极化或者政治相互否定，从而导致对抗式制度体系的周期性危机，形成所谓的治理赤字难题。对抗式制度体系还是导致极端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因为团体和个体往往需要在极端言论和政策中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这样来看，西方社会有今日之乱象就不足为奇了。

　　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治理赤字，也同对抗式制度体系的流行有很大关联。欧美国家以外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复制这套制度体系以后，不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遭到削弱，还催生和加剧了社会对立、民族分裂、地区隔阂等乱象。可以说，对抗式制度体系被复制到哪里，哪里的社会对立、民族分裂、阶层冷漠就会被激活甚至激化。不少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都饱受对抗式制度体系的折磨。所谓“民主”“自由”的制度体系如果不是有助于和谐与团结，而是不断加剧对抗和冲突，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这样的“民主”“自由”根本不是民主、自由的本义，更不应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前进方向。

　　对抗式制度体系还表现出排他特点，尤其是政党变化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遵约效果，大幅降低了国际合作效率，极大增加了全球治理成本。与此同时，破坏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现象也在增多，许多需要各国合作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久拖不决或决而难行。英国脱离欧盟的突发性、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随意性等，意味着国际不合作行为产生连锁效应。还应看到，近年来一些国家奉行“本国优先”的原则，也就是为了本国利益可以置各国共同面临的议题于不顾，甚至采取明显损害他国利益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决策和政策。同时，以结盟对抗和干涉思维处理国际关系的现象仍然存在，妨碍着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集体行动能力的削弱、单边主义的上升、结盟对抗冷战思维的延续，这些对全球治理的改善都不是好事。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本身，正在成为许多全球性合作方案的消极力量。

　　对抗式制度体系在制度设计上造成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内在的对立状态，难以满足互联互通时代的合作需求。从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探索的历史来看，对抗式制度体系是人类社会一项比较糟糕的政治发明。构建国内制度体系和世界治理体系相互适应、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抵触、相互冲突的国际秩序，成为人类在探索更好社会制度道路上面临的重大课题。面对这一重大课题，面对当今的西方之乱，世界各国都应有所自省和自觉。

　　（苏长和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