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伟

　　阿里巴巴近日发布的《2017年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与全国23省执法机关联合进行线下打假，累计向全国公安机关推送远超5万元起刑点的涉假线索1910条，协助抓捕涉案人员1606名，捣毁窝点数1328个，涉案金额约43亿元。（1月11日《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发布知识产权保护年报已成为阿里每年的惯例，也是电商行业的通行做法。电商平台具有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假货的优先义务，2017年阿里打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鲜明特征，一是发挥自身强大的技术优势，交了一张“技术防控”的靓丽账单；二是将线上打假与线下打假相结合，通过向公安、质监、工商等部门提供涉假线索，把线上打假向线下延伸，遏制了流通也打击了源头。

　　国外的经验和现实的教训都充分说明，打击日益泛滥的假货，离不开每个参与者的赋能。实现线上线下的充分联动，发挥各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打假体系才能密织并发挥作用。电商平台作为线上交易的主体，具有串联上下的重要作用，随着防控技术的日益完善，发挥打假功能大有可为。

　　假货泛滥的根源，除了制假造假手段的升级，网络技术的运用也不可忽视。假货泛滥加大了治理的难度，源于社会共治的体系并未真正建立。如果说，公共管理存在“九龙治水”的责任分化和力量分解，那么在社会协同和治理方面，同样存在“各行其是”的困境。从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到监管者，都承担着各自难以替代的功能，却未能形成整体的合力。电商平台的技术防控仅限于自身，而一些职能部门的监管执法也比较封闭，线上发现了假货之后“一封了之”，线下的制假往往“无人问津”。

　　社会共治既考验单兵作战的能力，更检验协同一致的水平。比如，消费者维权能力的高低，除了对监管者具有约束力，对于生产者和经营者同样具有反制力。再比如，电商平台的第三方责任，以及专业机构的深度参与，都能构建一个更为有效的打假平台，借平台打假的赋能来强化其他参与者的能动性。

　　线上发现线索，线下进行整治；或者消费发现线索，执法跟进打击，打假治劣不仅要就事论事，还应当追根溯源，不能毕其一点，还要以点带面。零容忍态度主要体现在“发现一起，惩治一起”，继而做到应打尽打。假货侵权事件发生后，消费者除了向行政监督机构举报，获得行政救济和举报奖励外，还可以向消费者组织提起维权主张，或者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电商平台根据所获得的信息，采取关闭店铺、取消链接和纳入黑名单的措施，而行政监管机关则迅速跟进实施执法。人防、技防、物防充分结合起来，既有手段都充分发挥出来，共治才能体现出更大威力。

　　就目前来看，社会共治有时陷入“公地悲剧”，彼此多指责而少反思，多封闭而少协作，往往强调“你应当怎样”而忽略“我应当如何”。如果无以整合社会资源，达成群体共识，合而未聚，形聚神散，打假综合治理体系就难以真正建立起来。

　　马云说过，打假是阿里巴巴未来30年的最大挑战。其实，这何尝不是全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打假的出路在于，各社会要素以平台为载体充分赋能——技术防控和信息共享，企业担当与社会责任充分结合，是阿里等电商平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总结的实践经验，也为国家对于假货零容忍，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 ，最终实现多层次、立体化的群防群治格局，提供了有效的思路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