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首先需要深入研究中华文化，不断探究中华文化精神。

　　研究中华文化，就要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和发展的过程性。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域板块、各民族群体都为中华文化发展增添了不同的文化要素，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的辉煌。比如，少数民族的大量文学作品，就给整个中华文化增添了不少光彩。以史诗为例，中原文化由于受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影响，史诗和神话传说得不到完整记载，散落成为“碎金”状态，以致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史诗”。但是，如果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计算进来，中国就是史诗的富国和强国。《格萨尔王传》是藏族史诗，有六十万行以上；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也有十几万、二十万行。南方和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神话史诗、民族起源史诗、民族迁徙史诗，数量达几百种之多。因此，研究中华文化、探究中华文化精神，要从整体上考察中华文化。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也要善于从整体上利用好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

　　中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既呈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品格，也有自大封闭导致落后的遗憾，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并汲取经验教训。汉唐时代，中国具有一流的综合国力和文化实力，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唐朝大规模汲取外来音乐，“南海舶”“西域舶”和日本“遣唐使”的船队络绎不绝。这种开放带来的繁华，使得中国人以汉为名，叫做“汉人”；以唐为字，叫做“唐人街”。然而，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北京进贡自鸣钟、世界地图时，《明史·神宗本纪》中只记一句话：“（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大西洋利玛窦进方物。”万历皇帝只把自鸣钟看作洋玩意儿，把世界地图绣成壁画来欣赏。当时的统治者只知享受西方文明却不思吸收借鉴西方文明，导致潜在的取法西方发展科技和工业的契机无声无息地滑走了。到了18世纪，尽管清朝乾隆时期《四库全书》以乾嘉考据学的功力展示了中国数千年博大精深的学术文化史，但可惜当时的体制不能使科学研究与创造发明相结合，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依然浪掷于以八股求利禄之中，无法开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历史一再证明：开放包容则兴，自大封闭则衰。中华文化的发展不仅来自对本民族文化的充分自信，更是注重与世界其他优秀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果。正是在近代付出惨重代价后，中国人的精神在压抑中爆发、在挫折中提升，终于迎来中华文化的新发展，也迎来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历史启示我们，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需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作为学者，我们研究中华文化、探究中华文化精神，切不可坐在书斋里，而要植根大地、连通地气。精致的瓷碟只能培育出绿豆芽，广阔的大地才能生长出参天大树。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为此，有必要提倡“五学法门”，即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所谓“脚学”，就是要坚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注重田野调查，以双脚丈量写在大地上的中华文化血脉。就算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我们也要用好“脚学”，通过田野调查形成“文学地理学”。这种方法接地气，可以形成文学与地理关系上的“七巧板效应”。通过田野调查，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少数民族史诗属于草原史诗、高原史诗、山地史诗，因而不同于古希腊的海洋城邦史诗、印度的热带雨林史诗。当然，注重田野调查并不是说可以忽视深厚精深的材料文献，研究中华文化需要以丰富的文献材料为支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杨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