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既是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也是做好新时代全局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科学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需要说清楚两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二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但为什么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劳动资料的状况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性质的最主要标志，也是划分经济发展时期的主要标志。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进入不同时代，不同时代必然带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1.抓主要矛盾 是我党长期积累 的基本经验

　　抓主要矛盾，这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基本经验。毛泽东指出，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党的八大就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而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重新确认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等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引领我国经济取得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不仅如此，在实现高速增长之后，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下，我国经济仍保持了中高速增长，2013—2016年平均增速达7.2%，改写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日本、韩国等经济体虽然也实现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但结束后都进入了中低速增长的轨道，如韩国1992—2007年平均增速5.68%，2008—2015年为3.11%，而日本1974—1991年平均增速4.09%，1992—2015年仅为0.8%。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60多年的经验和教训证明，只有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及时、准确和科学的判断，才能明确方向，并制定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引领我国建设、改革和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

　　党的十九大报告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要求，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待，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必然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指明方向，明确目标和任务，从而引领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基本规律

　　科学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需要说清楚两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二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但为什么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揭示出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同样也是一个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长河中，社会主义会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不同而必然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正如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不同阶段一样。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后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状况，提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可能要经历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或成熟阶段的发展进程。这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别，既有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不同，也有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就与马克思设想的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不同。所以，判断社会主义究竟处于初级阶段还是成熟阶段，不仅要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且还要看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状况。由于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而生产关系则是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并不随着生产力的每一变化而变化，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旧的生产关系的严重阻碍时，新的生产关系才会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虽然达到了新的高度，但还远没有达到需要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水平，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还能够大力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这就需要我国继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就决定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生产关系是相对稳定的，但生产力却会不断地发展和提高，从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会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形成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讲到，“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的状况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性质的最主要标志，也是划分经济发展时期的主要标志。这里明确讲的是经济时代的划分，而不是社会制度的划分。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依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把自由资本主义划分为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6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时代，由于人民的需要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会有所不同，社会生产的发展状况也会有所不同，人民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这就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必然会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变而发生新的转化，从而形成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进入不同时代、不同时代必然带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变动规律。

　　3.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必然随之发生转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过6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标志着人民需要从追求数量阶段转向追求生活品质的新阶段。这主要体现在：一是从恩格尔系数来看，2016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食品消费开始从吃饱吃好更多转向吃出品味和文化，据尼尔森2016年11月发布的消费者报告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有50%的消费者选择外出就餐。二是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后，消费者对衣、食、用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转向追求品种、品质、品牌，注重安全、健康等。2016年5月30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若干意见》要求开展“三品”专项行动，到2020年，品种丰富度、品质满意度、品牌认可度明显提升，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麦肯锡2016年3月报告也显示，中国50%的消费者表明自己追求优质产品，消费者的选择正在从大众产品向高端产品升级。三是从居民消费升级的演进规律来看，我国居民消费将更多地从生存型升级到发展型和享乐型，如2013—2016年，居民用于文化娱乐的人均消费年均增长11.5%；人均医疗保健支出2012—2016年年均增长12.6%；国内、出境旅游人次2012—2016年年均增长分别为10.7%和10.1%。

　　第二，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表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具有多样化、多元化的特征。例如，在2013—2017年期间，人民网每年都会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对“民众期待什么？”进行调查，五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强烈，2013年列出的网民关注的十大问题分别是社会保障、反腐倡廉、收入分配、住房保障、医疗改革、稳定物价、食品药品安全、法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国防建设；2014年食品药品安全上升到第三位；2015年收入分配排到第一；2017年反腐倡廉排在第一，然后分别是社会保障、医疗改革、就业和收入、教育公平、住房、环境保护、公共安全、依法治国、脱贫攻坚。五年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都位列其中。

　　第三，社会生产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发展得不平衡，即表现出结构性矛盾。一是产业结构低端化，服务业所占比重低于同等发展中国家大约10个百分点以上，传统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高达80%以上，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左右；二是城乡结构二元化，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2016年仍为2.72，收入差距较大；三是区域结构多元化，尼尔森2016年11月发布的消费者报告显示：东部地区进入提升品质阶段，而西部地区仍处在满足基本生活阶段，区域差距较大；四是人与自然结构的异化，资源环境已经达到或接近承受能力的上限，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这些重大经济结构的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

　　第四，社会生产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发展得不充分，即表现出总量性矛盾。一是从人均GDP来看，我国目前只有8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国家分类，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因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而且还将持续较长时间。二是从GDP总量来看，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大约到2030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当年美国GDP总量超越英国后，经过50年左右的努力后才替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并存和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最终充分发挥出来。

　　第五，在结构性矛盾和总量性矛盾两方面，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和关键。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转型升级，进入追求品质、品牌、安全、健康的发展期，而社会生产的供给结构优化却相对滞后了；二是我国的发展阶段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优化经济结构的攻关期；三是总量性矛盾的性质已由低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充分转变为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不充分。因此，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

　　4.由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

　　依据以上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科学内涵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但社会生产却没有随之发生根本性变革，出现了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结构错位和总量不足。一方面低端产能和产品出现过剩，据《2016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显示，53.1%的企业家认为，2017年我国设备利用率在“75%及以下”；另一方面居民升级型消费得不到完全满足，导致对海外产品的狂购。这就意味着在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生产的发展相对落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根本出路就是形成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为支撑，以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为动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第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核心就是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不仅包括三次产业的优化升级，而且更重要的是推进农业、工业、服务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这就需要，一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二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技术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技术创新从跟随发达国家向并肩和领跑转变；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结构一体化，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四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区域结构一体化，促进形成若干世界级产业群和城市群；五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人与自然结构的和谐，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六是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进军民经济一体化，促进军民经济的互动发展。

　　第二，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制造业不发展不强大，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经济脱实向虚，是2008年引爆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德国、韩国等强大的制造业是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力量。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形成强大的实体经济。加快建设实体经济，就需要，一是借助科技创新，为实体经济提供强大的技术基础，如按照规划，我国到2020年，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自主保障率达到40%，到2025年提高为70%，这将大大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确保现代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运用现代金融手段，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血液。三是建设实体经济，推进科技创新和发展现代金融，都需要强大的人才支撑。当然，实体经济的发展，又会促进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发展和人才培养，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互动和协同发展，形成更高层次、更有效率、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

　　第三，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包括生产力的现代化，而且还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要求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共生共荣发展新格局；二是深化价格体制改革，特别是生产要素价格、垄断行业、公用事业价格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和市场秩序，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三是深化政府的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明晰政府职能边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四是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推进我国的对外开放从沿海扩展到沿边沿江；从主要对发达国家开放扩展到对发展中国家开放；从主要是引进来扩展到走出去；从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到主导全球治理。  

　　（作者：黄泰岩，系中央民族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