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万马奔腾。

　　人民视觉

　　这是一封发自陕北的贺电。发电时间：1947年5月。发电人：毛泽东、朱德——

　　“曾经饱受困难的内蒙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庆祝你们的胜利。”

　　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中，在兴安盟王爷庙的一所礼堂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当年5月1日，选举产生自治政府组成人员，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比新中国成立早了两年多。

　　革命战争年代，蒙汉等各族人民的血洒在一起；和平建设时期，各族人民的汗又流在一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施行，让在我国版图上形似一匹奔腾骏马的内蒙古，在祖国北疆真正驰骋起来。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内蒙古就被周恩来誉为“模范自治区”。如何让这一金字招牌永放光彩？几十年来，草原各族儿女念兹在兹，从未忘记走过的路，更没有忘记为什么出发。

　　红色求索路

　　开国少将之子至今在放牧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呼和浩特的一处住宅，94岁高龄的云曙碧坐在沙发上，银发稀疏，身形瘦削，精神矍铄，她是第一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乌兰夫的长女。

　　《与爱同行——我的人生之路》一书摆放在茶几上，这是云曙碧前几年出版的回忆录。17岁就奔赴延安的云曙碧，上大青山打过游击，下土默川闹过革命，解放后更是与新生的内蒙古自治区风雨同舟。

　　“回头看，在那踏下足迹里，有欢笑，也有泪水；有喜悦，也有忧伤。但毕竟欢乐多于泪水，喜悦多于忧伤。”一本书，容纳不了老人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更多的内容，被写进史书，写在草原，铭刻在老人的心底——

　　在进行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有人主张搞快一点，自治区党委深入研究民族地区的情况，认为不能急于求成，必须结合实际，稳妥进行。党中央根据内蒙古的经验，对其他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慎重稳进”的政策，顺利地引导我国各少数民族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当今世界，由于民族问题困扰，一些国家不得安宁。我们中国早在70年前，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解决了这个问题。”云曙碧抚今追昔，感喟内蒙古的今天来之不易。

　　民族区域自治，没有先例可循。70年来，作为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探路者的重任，上至自治区党委政府，下至村两委，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啥事都得做在最前头。”当记者从呼和浩特出发，到访千里之外的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萨如拉图亚嘎查（村）时，62岁的廷·巴特尔意味深长地告诉记者，似乎在总结当了40多年村干部的“从政”心得。

　　在外人眼中，作为干部子弟，巴特尔原本可以从政，可以经商，至少可以回城找份工作。他父亲廷懋是1955年授衔的少将，“文革”后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1974年，巴特尔高中毕业，成为一名知青，要去萨如拉图亚嘎查插队。“别去那个地方，我在那里打过土匪，那是进得去出不来的地方。”姨父对他说。

　　“那正好，我去了，就不回来了。”巴特尔顺口一说，结果“一语成谶”。

　　在军区大院长大的巴特尔，小时候生活优渥，家里有保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现在说来你们可能都不相信，那时嘎查的蒙古包可不是白的，都是黑的。为什么？点煤油灯、煮饭烧火长年累月熏黑的。”刚到牧区，巴特尔无所适从，烧的是牛粪蛋，坐的是勒勒车，白天领着牛羊跑，晚上围着油灯转。

　　不过，巴特尔很快就喜欢上了牧区生活，如鱼游鹰翔，不但学会了骑马、放牧、打草、做饭，“还能够驯服烈马，那会儿我性子野，愣头青。”

　　1975年，巴特尔担任生产队副队长，两年后，当队长。表现突出，工作出色，很多人都猜测巴特尔会第一个返城，结果他成为60多位知青中唯一一位扎根牧区的。1981年底，他和“村里的小芳”——嘎查姑娘额尔登其木格结婚，有了自己的蒙古包。

　　家庭联产承包的春风吹到了草原。上世纪80年代初，嘎查分自留畜时，队长巴特尔定了条规矩：知青不能养自留畜。“当时知青只剩我一个，这条规矩实际就管我自己。”

　　巴特尔和妻子只生了一个女孩，就做了节育手术。“按政策当然可以再生，生了，怎么理直气壮地去要求别人，尤其是汉族村民计划生育？当时那可是‘天下第一难’！”

　　后来，推行草畜双承包，巴特尔最后一个领牲畜，剩下的非老即弱，分到的草场也最差，“除了碱就是白沙，风一吹，草场就白沙弥漫。”

　　看到巴特尔“以身作则”分到的牲畜和草场，妻子抱着孩子哭了。“哭什么，事在人为。”巴特尔在嘎查里第一个搞起了草场围栏，划区轮牧，他的牧场得以休养生息，水草丰美起来。

　　接下来，巴特尔又第一个“减羊增牛”，尝到甜头后，他动员嘎查牧民“只养牛不养羊”，见人有顾虑，他承诺：“赚了是自己的，亏了我来赔。”如今，嘎查牧民都成为巴特尔的“粉丝”。

　　“10年后家家住上砖瓦房，20年后户户开上小汽车。”这是巴特尔1993年当选嘎查党支部书记时的诺言。“现在看，我没有食言，都还提前实现了目标。”他黝黑透亮的脸上写着满足。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巴特尔是这样，“生命一分钟，敬业六十秒”的牛玉儒是这样，提前三年从正厅级岗位退休、已在戈壁滩上栽下3500亩梭梭林的苏和也是这样……7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执政骨干，始终和草原各族人民，心在一起、苦在一起、干在一起。

　　黑色变奏曲

　　被改变的命运，被改变的边疆

　　当巴特尔和他的牧民兄弟们作别“靠天养畜，逐水草而居”时，内蒙古的工业早已挥别“轻工业皮毛匠，重工业钉马掌”。

　　“组织上决定调你去支援建设包钢。”1958年，鞍钢一声令下。没有丝毫思想准备，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张国忠带着妻子来到了包头。

　　一甲子后，90岁的张国忠面对记者，仍对当时走出包头东河火车站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昏黄的天空，不时扑脸的黄沙，远处低矮的平房，狭窄的马路，以及寥寥无几的行人，“与我生活过的沈阳、鞍山相比，简直天壤之别，用‘一片荒凉’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先后动员7万多名专业技术人才落户内蒙古，支援边疆建设。张国忠正是其中之一。

　　国家在“一五”期间建设156个重点项目，仅在包头就布局包钢等6个项目。1954年，来自五湖四海的8万多名创业者，汇聚北疆戈壁，援建包钢。195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保证重点 支援包钢》。“当时从鞍钢来支援的人很多。”张国忠说。

　　“你真是雪中送炭，矿山建设正需要采矿工程师。”一见面，包钢领导就告诉张国忠。他科班出身，1949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矿冶工程系，8月到鞍钢采矿部做技术员，3年后成为工程师。

　　张国忠被派往白云鄂博，为建设中的高炉筹备矿石。在白云鄂博时的劳动场景，张国忠终生难忘：零下30多摄氏度，狂风暴雪刮得人睁不开眼，豆大沙粒抽打在脸上钻心的疼，工人们穿着白茬皮袄，皮帽子上扣着柳条安全帽，呼天喊地的劳动号子响彻云霄；夜晚，一起挤在帐篷里，挤在干打垒的土坯房里；端起饭碗，上面一层是刮进的沙土，嚼在嘴里嘎吱嘎吱地硌牙……

　　一个日子，张国忠刻骨铭心——1959年9月26日，包钢1号高炉首次出铁，终结了内蒙古“手无寸铁”的历史。

　　包钢在发展，张国忠在成长，先后担任采矿科副科长、生产计划科副科长、调度科长、设计处副处长、副总工程师等要职，既懂技术，又管生产，经过多岗位锻炼。1981年他走上包钢领导岗位，翌年，被冶金部任命为包钢经理。

　　乘着改革东风，“包钢推行‘大承包’，我带人逐个厂签合同、立军令状，当时真是‘一包就灵’，炼钢厂连续亏损十几年，承包后的第二个月就扭亏为盈，连我都颇为不解地问炼钢厂厂长：你们怎么回事嘛！”张国忠笑着回忆道。

　　1984年，包钢第一次上缴利润过亿元。“1979年，包钢产业规模100万吨，1993年达300万吨，终于实现了当年的设计目标。”1991年退居二线的张国忠说，此后包钢规模节节攀升，高峰时达1650万吨。

　　去年，包钢拆除2号高炉——这是一座凝结着包钢人光荣与梦想的“功勋炉”，可压减炼铁产能133万吨。如今的包钢集团，确立了以稀土为重心的发展战略转型。这意味着，今后一个时期，包钢将不再以钢铁产能论英雄，而是把主攻方向放在“稀土+”上。

　　从计划经济下的供给制，到工厂制，到公司制，再到集团化管控，张国忠见证着包钢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包钢早已从单一国有控股，发展到拥有两家上市公司，集团混合所有制资产总额已占公司总资产的66%。

　　包钢的发展历程，堪称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如今，内蒙古已形成六大优势产业——能源、冶金建材、化工、装备制造业、农畜产品加工和高新技术，其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95%以上。而且，结构在优化，“黑色”在淡化，与2011年相比，原煤开采洗选业、黑色金属行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下降7.2个、1.3个百分点。

　　金色表情包

　　“即便只有一个观众，我们照样演出”

　　一个村可以有多大？

　　437.5平方公里！这是廷·巴特尔所在的萨如拉图亚嘎查的面积。

　　内蒙古的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自治区成立之初，走几十里地才碰到一两个蒙古包是常事，农牧民文化生活极度贫乏。

　　正是这样的地域和人口特征，催生了乌兰牧骑——给农牧民送来欢声笑语的“文化轻骑兵”。

　　“穿着棉衣，赶着马车，3月份下乡演出，回来已是8月份，那次演出时间最长，也最难以忘记。”在苏尼特右旗赛汉他拉镇的一处平房小院里，82岁的伊兰侃侃而谈。

　　苏尼特右旗面积37万平方公里，当时牧民近9000人，平均每40平方公里才有一人，是锡林郭勒盟最辽阔分散的一个旗，境内沙地、沙漠延绵，交通极为不便。

　　就是这样一个旗，最早举起了乌兰牧骑的旗帜。伊兰是1957年建队时的队员、第二任队长，她司职独舞兼报幕员，“乌兰牧骑要求演员一专多能、节目小型多样，我们建队时9个队员，每个人都有几把刷子，能拉能弹，能唱能跳。”

　　1辆胶轮马车，3匹马，2块幕布，3盏煤气灯，5件乐器，4套服装，这几乎就是第一支乌兰牧骑的全部家当。

　　“队员分散住在牧民蒙古包里，遇见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割草、放牧、剪羊毛、接羊羔，这些活我都干过。”伊兰说，我们还根据当时参加劳动的体会，排演了《接羔舞》《打草舞》等来自牧民生活的舞蹈，“不少牧民能歌善舞，有时也主动到舞台上和我们同台演出。”

　　“乌兰牧骑有句口号：不漏掉一个蒙古包。即便只有一个观众，我们照样演出。”伊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有时赶路几个小时看不到一个人，好不容易看到个牧羊人，他向我们招手，我们就停下来，为他跳支舞，唱首歌。”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只神奇的摇篮，那是一只雕花的马鞍……”以一曲《雕花的马鞍》走红的歌唱家那顺，14岁就加入了乌兰牧骑，现任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队长，“科尔沁草原给了我这么好的嗓子，我一生为草原放歌。”

　　“有一年我们到锡林郭勒盟，在离盟里30公里的地方，准备给两个相距不远的蒙古包演出。不巧的是，一个蒙古包里的夫妻外出放牧，孩子住校，另一个蒙古包里就一位年过古稀的老额吉，演还是不演？我们没有丝毫犹豫，30多位演员一丝不苟地演，从演出开始到结束，老额吉都激动得眼含泪花。”那顺说，自治区75支乌兰牧骑，每支都能讲一串类似的故事。

　　从赶着马车、骑着骆驼，“蓝天当幕地当台，随时随地演起来”，到坐着拖拉机、东风大卡车，再到乘坐豪华大巴、流动舞台车，乌兰牧骑的演出条件不断升级提档。不断改善的道路状况，也让90后、00后的队员们有充裕的时间当天赶回县城。

　　眼下，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第十一任队长蒙克，正在指挥排演蒙古剧《生命之树》，向乌兰牧骑建队60周年致敬。“时代在变，乌兰牧骑的演出宗旨从未改变。”

　　乌兰牧骑成立以来，《顶碗舞》《筷子舞》《鄂尔多斯婚礼》等艺术精品广为流传，牧兰、拉苏荣、金花、德德玛等艺术家群星闪耀。70年来，乌兰牧骑不仅是内蒙古文化建设的一个窗口，也成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团结和谐的坚强阵地。

　　“正是草原上衣食住行的历史性变迁，日益增进的民生福祉，农牧民年复一年的金色收获，提供了乌兰牧骑长盛不衰的源头活水。”那顺说，只有源自生活的真情演出，才能拥有台下观众丰富的“表情包”。

　　从不错过为一个观众演出，到不让一个困难群众在全面小康路上掉队，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草原上深深扎根。

　　绿色交响乐

　　“树离开我活不了，只好把孩子送到姥姥家上学”

　　恨了18年后，殷玉珍终于理解了父亲。

　　“父亲那时在内蒙古给人放马，经常在白万祥家歇歇脚，喝口水，看小伙子虽然穷，但憨厚老实，就答应给他介绍对象，介绍谁谁不来，‘承诺就是债务’，父亲把我许配给了他。”1985年正月，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靖边县，嫁到十几公里外的内蒙古乌审旗萨拉乌苏村。

　　那是个什么样的家啊？殷玉珍一看就傻眼了：其实就是个埋在毛乌素沙漠半截的“地窨子”，两个人在里面都转不开身。晚上风沙一起，第二天一早必须上房铲沙，不然房子就被埋了。再放眼望去，方圆几公里之内，无一户人家，惟有漫漫黄沙。

　　这日子怎么过？殷玉珍连续多天不吃不喝，几次寻死，还用脸盆扣住过沙漠上的脚印，“几十天见不到一个外人，没人可以说话，我就和那脚印说：你是谁？你怎么也到这里来……”

　　父亲来了，看到的是几个月前壮实的女儿瘦成了皮包骨。“我那时责怪父亲，你把我嫁到这儿，想死死不了，想活没活路。”殷玉珍说。

　　“哪儿都是鸡叫狗咬，哪儿的黄土都埋人。这也许就是命吧，但不能认命。”父亲劝慰她。

　　“父亲当时已有病在身，看到我的凄惨样，自责不已，病情加重，两个月后就走了。”回忆至此，殷玉珍有些哽咽。

　　父亲走后，还有母亲和弟弟需要照顾。殷玉珍告诉白万祥：“再也不用担心我寻死了。我想通了，这辈子只干一件事：种树治沙！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风沙欺负死！”

　　卖掉家中仅有的一只三条腿的羊，换来600棵树苗；打发丈夫外出打工，不要工钱，只要树苗；把孩子拴在炕上，夫妻俩去种树……

　　“毛乌素沙漠那时的风沙，刮起来瘆人，从冬天直到来年5月黄沙还在肆虐，栽树成活率连10%都不到。”有一天狂风骤起，沙尘暴卷地而来。殷玉珍和丈夫撒腿就往家跑，丈夫握着铁锹在前面走，她抓着锹把紧跟在后，怕被风卷跑。“走着走着，天昏地暗，找不到回家的方向了，多亏听见家里的狗叫声才摸回了家。风沙停后，到地里一看，种下的树大部分被连根拔掉。”

　　屡败屡战，殷玉珍摸索出了植树治沙的办法：先压风障，再种灌木，挡风固沙，蓄水保墑。

　　从没有一株树到植树60余万株，从浩瀚黄沙到7万亩绿海：“黄龙”锁住了！但30多年来，殷玉珍吃了多少苦？除了她和她的树，恐怕没人能数得清。“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走进林子深处，看到我种下的树都朝我招手，烦恼就会一扫而光。”

　　“别看树不会要吃要喝，同样需要照顾。孩子要上小学时，附近又没学校，如果我带着孩子走，就没人照顾树。树离开我活不了，只好把孩子送到姥姥家上学。”殷玉珍说，当大儿子18岁离开她去呼和浩特上大学时，才理解了父亲当年的心情，“哪个父母不心疼自己的骨肉？”

　　“内蒙古沙漠、沙地面积大，很多人生下来就面临着和黄沙搏斗的任务。”内蒙古林业厅副厅长龚家栋说，正是一代又一代的殷玉珍们不向命运低头，内蒙古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继续“双减少”。

　　踏着生态恢复的节拍，生物多样性复现。“现在光啄木鸟就有5种。”殷玉珍喜欢拿着手机在林子里拍照。

　　打开电脑，廷·巴特尔给记者展示他在自家牧场拍的视频：《沙地中的花》《小狐狸出窝了》《起飞的天鹅》……

　　“现在草场上植物有270多种，野生动物上百种，这在以前不可想象。”巴特尔现有草场5926亩，“按草畜平衡要求可以养103头牛，我只养了55头，今年冬天准备再减5头：给野生动物让路！”

　　近些年，内蒙古草原增绿明显，草原生态整体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局部明显恢复，2016年草原植被平均盖度达到44%，较2010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基本恢复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最好水平。

　　不仅农牧区在增绿，城市同样在增绿。

　　城市黄金地段，竟然有片草木葱茏的“万亩草原”——是不是有点奢侈？这个在包头可以有，名叫“赛汗塔拉”，蒙古语的意思是美丽的草原。

　　“这块占地8479亩的草原，在1955年版的包头城市规划中，就被定为绿地。”91岁的王璲是包头城市规划设计的亲历者。

　　包头城在长高长大，但从未蚕食这一绿地。不仅如此，今年3月，包头市委决定，对草原西侧的建筑整体拆迁，增加绿地2800亩，赛汗塔拉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万亩城中草原”。

　　“包头的城市规划一直执行得比较好，可谓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王璲，1954年到包头支边，参加城市规划建设，当了22年园林处处长，60多年来坚持用相机记录包头的城市变迁，熟悉包头的每一条道路、每一处公园的前世今生。

　　“我刚到包头时，全城只有43盏路灯、63株行道树，当时市领导跟我说，烟囱比树多，要全民植树。”王璲说。年年岁岁持续不断地造林绿化，造出了“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殊荣，公园绿地遍布这座塞外之城。

　　蓝色守望者

　　一个蒙古族未婚少女与28个南方孤儿

　　瞬间可以成就永恒，永恒源自一个个瞬间。

　　一个18岁的蒙古族未婚少女，独自抚育28个嗷嗷待哺的南方孤儿——时间虽然只有9个月，但在草原上留下了永远的佳话。

　　“那会儿是一个大孩子，抚养着28个不时啼哭的小孩子。”75岁的都贵玛包着橘黄色头巾，皱纹爬满脸上，像木雕一般，这是在草原上风吹日晒留下的印迹。老人现在和女儿一家住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温馨小区。

　　那是1960年，都贵玛刚初中毕业，属于“有文化，家里又不太忙”的女牧民，就被挑中去接孤儿。后来，她才知道：他们接的是“国家的孩子”。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当得知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有许多孤儿因缺乏食品，面临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毫不迟疑地决定调拨奶粉救急，并向中央表示：由内蒙古安排牧民收养这些孤儿，“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内蒙古先后收养的3000多名孤儿被称为“国家的孩子”。

　　“我们去呼和浩特接孤儿时，给每个人都换上了新衣裳，这意味着他们成了草原的孩子。”都贵玛说，接回后，先住在四子王旗里的一个幼儿园，“让这些南方来的孩子先适应草原的环境和饮食，生病也方便就医，5个月后我就带着28个孩子回到了公社。刚开始，照顾他们吃喝拉撒睡、换尿布等我都不会，只能一步一步地学。”

　　当时28个孩子中，最大的5岁，最小的不到1岁。“我们住在公社提供的一个大蒙古包里，晚上我睡中间，旁边都是孩子，很多个晚上都睡不好觉，只能坐着看孩子。”喂奶、喂饭、起居，都贵玛不分昼夜地照料他们。所幸，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月，28个孩子没有一个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创造了那个年代的一个奇迹。

　　冬季来了，28个孩子一个个被牧民登记领养走，都贵玛和孩子们难舍难分，经历了28次依依惜别。孩子们长大后，成为草原新一代的建设者，他们经常来到都贵玛膝前，给额吉说说知心话。

　　端上奶茶，递上奶食，孟根其其格的待客礼仪，和其他蒙古族别无二致。她居住在离都贵玛不远的另一个小区，从长相到家居布置，如果没人介绍，你不会想到这位小学教师是曾经的上海孤儿，“我名字的意思是‘银花’，我现在就是蒙古族，蒙古话比汉话流利得多，丈夫也是蒙古族，没有我的蒙古族父母，哪有我这条命？”

　　廷·巴特尔到萨如拉图亚嘎查插队后，目睹了牧民含辛茹苦地抚养南方孤儿，“当时，不少领养孤儿的牧民，有自己的亲生儿女，可他们却把好吃的、好穿的，都先给了孤儿。他们屎一把、尿一把地把孩子们都拉扯大了。”

　　“国家的孩子”的传奇在草原激荡，苏尼特右旗“汉奶奶”的故事又在耳边回响。

　　身着蒙古族服饰的81岁汉族老人王爱莲，和两位蒙古族同胞结下了终生缘分：先是收留了从通辽前来打工的蒙古族女孩吴曙光，认作干女儿，不但给她介绍对象，还将她从自己家中嫁了出去；

　　另一位是小蒙，小蒙父母生活在赛罕乌力吉苏木（乡）脑干塔拉嘎查（村），那是一个沙窝子，6岁的小蒙要到县城上学，父母又得回嘎查放牧，王爱莲就把小蒙领到了家里生活至今，现在锡林郭勒盟蒙古中学读高一。

　　小蒙父亲沙拉说：“小蒙在额吉家里生活了十来年，除了寒暑假回家看看，其余时间都是和奶奶在一起，奶奶教他做人，让他好好学习。在城里，我们没有亲人，额吉就是我最亲的人，我们是一家人。”

　　“没有民族团结，哪有国家的兴旺发达？各民族只有团结奋斗，才能共同繁荣发展。”在采访过程中，无论记者从哪个角度提出问题，云曙碧老人都要回到民族团结上，而且她的语气是那样坚定有力，神情是那样凝重严肃。

　　风过草原，飘舞起蓝色的哈达，飘来一曲《我从草原来》：“我从草原来，草原那边花正开。我从草原来，草原那边花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