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成都，迎来了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街边的树木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每天都有新的高楼拔地而起，但不管周遭如何变化，始终没有变的是这里的人骨子里对生活的热爱。清晨，人们仍像往常一样穿梭于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赶地铁、喝茶、摆龙门阵……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李弟燕每天早上都要干几件“雷打不动”的事——给丈夫上香、做早饭、然后到公园健身……乍一看上去，她和公园中跳广场舞的同龄人没什么太大不同，但李弟燕自己清楚，健身对于她来说并不只是为了强身健体，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只有在健身时，我才是最快乐的。”

　　从2008年到如今，健身的习惯李弟燕保持了十年。

　　她说： “只有在健身时，我才能忘掉一切，才是最快乐的。”

　　李弟燕的丈夫叫邱光华，生于1957年，是成都军区某陆航团飞行员，有着5800小时的飞行经历，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飞行员。

　　若是现在还在世，邱光华已经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只是这一切，都被那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中止”了。

　　尽管已经过去十年，李弟燕仍清楚地记得当天丈夫接到任务时的情景。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在瞬间“撕裂”了汶川，作为陆军重要的空中突击力量，原成都军区某陆航团震后第3分钟就启动应急预案，所有直升机进入待飞状态，随时准备飞进灾区……

　　邱光华原本并不在救灾人员名单上。按照飞行员管理的有关规定，还有11个月，他就将到龄停飞，到灾区救援是邱光华主动请缨。

　　“他说汶川那一带地形比藏区还要复杂，我经验比较丰富，应该到最前线去。”李弟燕回忆。

　　事实上，灾区的地形远比预想中还要复杂。在高山峡谷中贴着峰壁飞行，还要在狭窄江边寻找降落点，有时一股突然袭来的强气流，一根看不见的高压线，都有可能给飞行中的直升机猝不及防的致命一击。”与邱光华同处一个飞行队的彭德意还记得，从部队投入抗震救灾以来，邱光华几乎每天都要提醒大家：“沟里风向变化太快，一定要注意高度……”

　　十年 从不曾遗忘

　　5月31日12时，时任团长的余志荣发来指令——运送10名防疫专家前往理县。当天已经执行了两个架次任务的机长邱光华和副驾驶李月、机械师陈林立即做飞行准备。

　　同此前的63次飞行一样，邱光华飞向地震灾区前，同李弟燕通了电话，李弟燕已经在家中准备好饭菜，准备下午丈夫回来后，全家人一块吃顿团圆饭。

　　当天下午两点，李弟燕接到了一生中最揪心的一个电话，邱光华出事了。

　　就在一小时前，参加汶川抗震救灾的51岁特级飞行员邱光华和他的734机组成员在返航途中，遭遇天气突变，不幸失事……

　　李弟燕不相信，那天她守在电视前看了一宿电视，想从中得到丈夫还活着的消息，一天、两天……等了十年。

　　和十年前一样，这个位于成都金牛区的普通公寓楼，几乎还保持着邱光华离开时的摆设。5月一到，楼下的三角梅开得正盛。听到门铃，两只名叫贝贝和雪雪的贵宾犬，还会习惯性地跑到门口迎接；窗台上几盆灿烂的三角梅在阳光下显得生机盎然，那是当初邱光华和李弟燕一块选的；卧室床上，放着一只小猴玩偶，因为邱光华属猴……

　　唯一特别的，是整栋房子，只有一张与邱光华的合照，那是当初他和李弟燕结婚时拍下的结婚照。李弟燕说她不想离开这个屋子，就当丈夫仍是出去执行了一次很长的任务。“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离开我们。”岁月冲淡了最初的伤痛，却也将一些记忆留在了原地。谈到丈夫的离去，即使已经过去十年，李弟燕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泣不成声。

　　李弟燕告诉记者，从那天起，她养成了每天看新闻的习惯，她始终觉得，也许有一天，会从新闻里再次听到丈夫的消息。

　　“我们要坚强地生活下去”

　　生活仍在继续，李弟燕楼下不远处的茶馆，每天都有人在此喝茶品茗、高谈阔论。十年里，李弟燕的生活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丈夫离去后没过几年，她退了休；2011年，儿子邱峰结了婚，住在离她不远的一个小区。有时她会到儿子家，帮忙照看孙子；但更多的时候，她喜欢到健身房健身，在大汗淋漓中，忘掉一切烦恼与伤痛。

　　“他已经走了，我希望我们能够坚强快乐地生活下去，这也应该是他希望的。”经历了最初的痛苦，李弟燕和儿子都选择了要好好生活。“我要让自己的心情变好，要保持健康，要不然孩子随时都要操心我。”

　　天气好的话，每周她会和朋友们相约去爬爬青城山，呼吸呼吸青山绿水间的新鲜空气。而最重要的是，她觉得在那里能离丈夫更近。“他是在山那头出的事，我在山这边，我们实际上在一起，他没有走远。”

　　“我爷爷是个英雄。”李弟燕的孙子飞飞（化名）今年五岁多，正是最调皮的年纪。有时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小孙子会看着邱光华的照片好奇地问李弟燕爷爷的事。

　　每当这个时候，李弟燕就会心中一暖，抱起孙子，告诉他：“你爷爷开飞机很棒，你要像爷爷一样棒。”

● 记者：孙冰洁 梁爽 

● 视频：张雷 李雪南 潘剑 石昊鑫 郑重 陈锐海 荆宇琦 

　　安康家园这扇门，如今出入的人屈指可数。

　　常年生活在小院里头的，仅剩5个初中生和6个照顾他们的“安康妈妈”。人气最旺也要等到周末——其他43个孩子从寄宿高中回来的时候。再过四年，等年纪最小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小院将彻底人去楼空。

　　这个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专门设立的家园，位于成都市双流区，曾经生活着672个在震中失去父母或家人的孤困儿童。他们把这儿当成“第二个家”，在这个“避风港”里疗伤，走出心灵的余震，重建震后的生活。

　　十年间，长大的孩子一拨接着一拨走出家园的大门。他们把童年和青春期留在身后的院落，踏上截然不同的人生轨道。有人参军入伍，有人走入大学校园，也有人忙碌在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上。不管去处如何，在园长胡源忠的眼中，这些孩子都“在或深或浅的伤痕上，开出成长的花”，“每个人都是我的骄傲。”

　　“天都要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绵阳安县，地震发生，11岁的彭豪迅速从教室跑出来。

　　之后，他没等来父母，却被前来接孩子的同乡告知，他的爸妈可能不在了。“没有看见人，反正我还是不相信，就一直等。”第二天，小彭豪等来带着噩耗的伯父。

　　直到回村，他才相信这个现实。眼前的两座山合在一起，整个村庄都没了，连一块砖也看不见，全是石头。爷爷、奶奶、妈妈，还有两岁的弟弟，当天就在家，或许全在废墟之下。在外开货车的爸爸，至今仍杳无音信。“每次给他们烧纸，都是凭着大概的位置，找一个地方跟家人说说话。”彭豪完全不知道家人遇难的具体位置。

　　一夜之间，原本无忧无虑的孩子，开始对未来产生莫名的恐惧。“天都要塌了，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在彭豪对前路感到“迷茫”的同时，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倡议专为四川震区孤困儿童设立一个安康家园。在山东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捐资建设后，安康家园于2008年5月18日在日照成立，并接收来自四川德阳、绵阳、广元、阿坝州等地31个县（区、市）的712名重灾区孤困儿童。当时他们年龄最小为3岁，最大19岁。

　　一年后，安康家园从日照迁回成都市双流区，除去已经离开家园的高中生，当时仍有672名孩子生活其中。

　　走出心灵的余震

　　刚到安康家园，彭豪依旧对未知的将来充满不安，“也不知道家乡这边到底会变成什么样，以后自己一个人怎么办？”他有很多心事想找人说，却不知道找谁，只能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有些话要和最亲的人才能说。”

　　当时安康家园有86位具备教育、心理和护理经验的“安康妈妈”，专职负责灾区孤困儿童的学习、抚养、教育。但彭豪“那个时候特别不信任阿姨，总觉得是外人”。

　　在安康家园照顾了9年孩子的李书曼还记得，孩子们刚来时“有防备的感觉”。有时看彭豪心情不好，李书曼过去搭话，他却不吭声。他们的屋子也总收拾得干干净净，就怕挨骂。“感情和信任是需要用时间慢慢培养的。”她给情绪低落的孩子自处的空间，等他们平静了，才走过去，有一搭没一搭地随便聊聊。

　　每逢父母周年祭，平时爱打闹的男孩子会变得“很封闭”——放学回来就躺在床上，话也不说，到了饭点，水米不进。对此，安康妈妈什么也不说，把这几个男孩拉到家园附近的田埂上，让他们在水沟旁给爸妈烧点纸，说说话，哭一阵，回来后就好多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能做的，就是在他们不需要我们时，我们在旁边看着；在他们需要我们时，一转身就能找到人。”几乎每个受访的安康妈妈都认为，在震后的最初阶段，除了让心理医生进行专业的干预外，他们能提供给孩子的，就是陪伴和依靠。

　　有段时间，一个宿舍的八个女孩儿轮着做噩梦，梦到地震，大家被吓醒，然后开始哭。安康妈妈跑过来，守在她们身旁，或者把孩子叫到自己屋里，娘俩躺在床上，开始“扯话题”——“梦见爸爸妈妈就是他们在想你了。”黑暗中，阿姨在偷偷抹眼泪，然后笑着说：“现在有我在这儿照顾你们，没关系的。”

　　彭豪还记得，“跟阿姨聊多了，熟悉之后，心里有什么话也就自然说出来了。”

　　之后，李书曼发现，原本不爱说话的孩子会跑过来，跟她分享学校里发生的事。有时他们把老师奖励的零食带回来，给阿姨留着，自己却舍不得吃。时间一长，年龄小的娃娃喊她“妈妈”，大点的则叫“李妈”或“阿姨”。比起一开始，彼此间的“距离要近一点”。

　　“感觉她们其实挺累的”

　　抚平心头的伤痛是困难的，但过好日常的生活也不容易，尤其是要同时照顾672个孩子。

　　安康妈妈的一天就跟打仗似的，围着这帮孩子转，时间被精准地切成碎片。清晨五点半起床，督促他们洗漱、收拾内务、吃早餐后，再整形队列把孩子们送到附近的学校。回来后，洗衣服、晾被子，折腾完家务，太阳也就挪到正空，又到了接孩子的时间，周而复始。

　　夜里孩子们睡下，她们还要时不时来到门外，趴在小窗上，借着弱光看大家踢没踢被子，等回去睡觉时，时间已过零点。

　　照顾了近十年孩子，李书曼和同事们最怕娃娃生病。“每个孩子一年生一次病不过分吧，600多人，平均每天就有2个。想想就……怎么过来的呢？”

　　有一天夜里，都过十二点了，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发起高烧，这把李书曼急坏了。偏偏屋外又下大雨，实在没办法，她只能把自己的衣服披到娃娃身上，抱着他打了一辆车赶到医院。验血、验尿、打针，小男孩一晚上都缩在李阿姨怀里。

　　回来后，李书曼把孩子放到自己屋里，隔一会儿就摸他的头，看有没有退烧，一夜都没睡好，“如果你给他耽搁了，引起其他并发症或者后遗症，我们心里会很内疚，不好交差。”

　　“她们其实挺累的，基本上一天24小时陪着我们，连家人都没去陪。”彭豪说，有时阿姨的孩子会被送到家园和妈妈玩一会儿，然后只能哭着被带走，“看着挺心疼的”。

　　刚来的那段时间，李书曼的儿子正在读初三，即将中考，但她回家的时间寥寥无几，总担心青春期的儿子缺少管束，在外面学坏，所以每天晚上都给儿子打电话，“交流一下”。一开始她很难适应这样的工作，也考虑过离开，但总想着做完这学期，等娃娃们放假了再说。慢慢地，她又觉得相处下来，跟娃娃们的感情越来越好，最后就舍不得离开了。

　　“孩子可以爱，但不能惯”

　　八人一间的宿舍收拾得整洁干净。床头的被子叠成棱角分明的“豆腐块”，平整的床单鲜少出现褶皱，窗台上的杯具朝向一致，地面不能脏，垃圾每天扔,出家门必须报备......安康家园的每个人都知道，这里实行着半军事化的管理。

　　“孩子可以爱，但不能惯。普通人家的孩子有父母，不说再为你遮风挡雨，但他在后边能推着，或者在边上能为你打气。咱们孩子面对风雨是360度无死角，都得自己扛。而且说实在的，他们羽翼未丰，哪怕是大学毕业，离开时也还比较稚嫩。”园长胡源忠说。

　　他在孩子们的眼中是一个“严厉的爸爸”。当过兵的他，脸上总挂着严肃的神情。男孩只要在外跟人打架，不管什么原因，他都要先批评教育。周末一到，女孩子三五成群出去玩，要是碰上老问她们“作业写了没”的胡园长，脸上的欢笑马上消失。孩子们挺怕他的，在“胡爸爸”面前免不了要规行矩步。

　　严格管教之中夹杂着摩擦和冲突，尤其在面对叛逆期孩子时，安康妈妈常被气哭。

　　现在回想起来，彭豪觉得读职高的那三年，是自己最叛逆的时候。每天总想着玩，上课不认真，晚上也不好好休息，宿舍几个男生躺下后总爱聊到三更半夜。照顾他们的李书曼唠叨起来，他们觉得烦，不爱听，有时候还会杠上几句。火气一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句“关你什么事？你管我干什么？”就随口砸了过去。

　　过后冷静下来，彭豪又后悔了，他知道阿姨肯定会伤心。但这个犯错的男孩儿又拉不下面子去道歉，只能在阿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在旁边插一两句嘴，“让她知道我做错了”。

　　“我们就是要给他家的感觉，家人之间要互相包容理解，但也要有规矩，犯了错就得批评教育，这些都要有。”李书曼说。

　　少年出走

　　时间在这座院子里留下不少印记。十年间，白色的墙壁开始泛黄，新建家园时刚栽下的树苗已高至两层楼，安康妈妈的头上也藏了白发，孩子们逐渐拔高，一拨接着一拨离开家门，到墙外的天地刻画自己的人生轨迹。

　　在安康家园生活了六年，彭豪想去看外面的世界。2014年，17岁的他刚从职业高中毕业就打算出去“拼一下，把自己养活，不再给家园和家人增添负担”。

　　他从小就在父母的呵护下生长，地震后又有安康妈妈的照顾，突然要出去自力更生，李书曼总放心不下。更何况这是一个脾气火爆、看到伙伴被欺负就能干架的少年。出发前，李书曼一直叮嘱他：“刚出去肯定会吃亏，要学会忍”，“在外面做事要认真，把一件事做好了才叫把事做了”。四年前，他把这些话打包进行李袋，拉出了家园。

　　现实世界跟想象的相差甚远。车间的流水线上，彭豪的工作只有一个——往汽车里加水箱。他从早忙到晚，十个小时一直重复这个动作，回到宿舍倒头就睡。不到两个月，他觉得“很烦恼，这样下去没有意义”。

　　受委屈时，彭豪特别想给李书曼打电话，但有时还是放弃了——怕她白操心。等到阿姨打过来，问工作怎么样时，彭豪却笑嘻嘻回复：“还挺好的，很习惯。”

　　拿了第一份工资，960块，他骑着电瓶车跑回安康家园，要请李书曼吃饭。“她照顾你那么久，赚了钱还是要回去看一下，不管是多少钱。”那天阿姨很高兴，还没吃完饭，就把账结了，“她觉得我们刚出来也挺不容易的。”

　　那一天，彭豪烟不离手，一根接着一根，李书曼还跟以前一样唠叨他：“我说你少吃点烟，你这么年轻，等你活到七八十岁，烟龄都几十年，好吓人。”

　　后来，彭豪换了手机号码，有段时间没联系李阿姨。其他离开家园的孩子，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数人也没能和安康妈妈联系。太久没收到消息，李书曼会想：“娃娃们现在在哪儿？过得好不好？”她心理还是担心：“这些孩子家里是没有人给他出建议的，也没人去问他在外面工作如何，各方面如何，没得人去关心他，最怕他们走上歧途。”

　　“每一个人都是我的骄傲”

　　最近，李书曼和彭豪联系上。让她感到意外又欣慰的是，汽车厂的工作，彭豪一直做到现在。他已经是一个车间管理员，月收入有五六千元，“我说阿姨觉得你能坚持四年挺不错的，给你个赞。”

　　21岁的彭豪已经谈了一个女朋友，两个人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以前“月光”的他，如今开始省吃俭用，想尽快攒钱，好买房买车。

　　十年来，624名离开家园的孩子，有282人步入大学校园，342人从职高毕业或直接就业。这群从地震中走出来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人参军入伍，有人还是在读研究生，有人当了老师，也有人成了人民警察......每一个人都是园长胡源忠的“骄傲”。

　　时间退回2008年10月，成都安康家园正在建设，当时在民政局工作的胡源忠，被派去北京树人·瑞贝学校看望暂时安置在那儿的震后孤困儿童。教学楼的走廊上，他看到教室里站着三个来自重灾区的小女孩，她们正唱着一首歌：“我想有个妈妈，我想有个爸爸......”看到她们还那么小，胡源忠眼角泛光。

　　这些年，长大的孩子逐渐离开家园，胡源忠倒也没怎么伤感，“走了一拨，后面还有一拨呢”。但他不知道最后一拨孩子离开时，自己会松一口气，还是感觉不舍，“也许要到那一天我才能知道自己应该是个什么心情。”

●  记者：陈锐海 郑重

●  视频制作：张雷、李雪南、潘剑、梁爽、石昊鑫

　　十年前“5.12”汶川特大地震，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三岁小朋友，向救他的解放军叔叔敬了个军礼，温暖了整个中国。“爸爸是警察，虽然那时还小，但我知道敬礼代表着感激和尊重。”郎铮告诉记者。

　　从此，“敬礼娃娃”这个称呼伴随着郎铮一路成长。十年后，郎铮已经长成翩翩少年，他说：“我以后会更加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们是最幸运的一家

郎铮一家

　　现在13岁的郎铮，个头已经超过了妈妈，可以和爸爸在篮球场上“对抗”了。走进郎铮的家，电视柜上摆放的“敬礼娃娃”照片把人的记忆一下又拉回了当年的那场灾难。

　　“我们是最幸运的一家，可以在那场地震中平安的活下来。”对于现在的生活，郎铮的妈妈吴晓红说，对于历经大难后的平静生活，一家人倍感珍惜。

　　生死一瞬，幸福也变得格外珍贵。提到地震发生时的场景，吴晓红说“一辈子都不会忘”。

　　伴随着剧烈的震动，吴晓红摇晃地走向街头，看到远处高大的山体上无数巨石滚滚滑落，人们呼喊着、奔跑着，整个小城就像沸腾了一样。

　　“现在想想还历历在目，每个人的表情，山和楼之间的碰撞，全都在眼前。”记忆中这一幕幕仿佛都在告诉着这一家人，活下来就是最大的幸运。

　　希望娃娃能成才回报社会

512汶川特大大地震“敬礼娃娃”郎铮

　　“解放军就是好，不知道用啥子语言表达，是他们救了我们俩。”地震发生时，郎铮的姥姥像往常一样，每天中午都会去幼儿园看看小郎铮，但就在那天，幼儿园却成了重灾区。在校门外的姥姥也受了重伤，身边横七竖八地躺着很多受伤流血的人。

　　“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找郎铮。”但没走几步忽然一阵剧痛，姥姥又倒在了人群中，“骨盆碎了。”也不知过了多久，30多个解放军冲进了废墟，“是他们手把手地把我运了出去。”提到这一幕，郎铮的姥姥湿红了眼眶。

　　“我和郎铮都是重新活过来的人，就希望娃娃能成才，要不咋回报社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这是救命之恩，这是老人家的“执着”。

　　带着父母和祖辈的殷切期望，郎铮的学习成绩也没让家人失望。喜欢读书、热爱体育的郎铮，曾经两次获得绵阳市乒乓球比赛第五，参加的足球队在四川省排名第一。

　　这个曾经被总理慰问过的小孩仿佛带着“光环”长大，但郎铮始终强调“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妈妈吴晓红告诉记者，原来的老师都有这个苦恼，怕教不好这个“光环”少年，但时间一长，老师和同学们都了解了郎铮，知道他是个阳光、懂事、乖巧的孩子，都喜欢和他相处。

　　找全当年的解放军 希望再拍一次合照

郎铮的书桌，他喜欢读历史和生物，长大想成为生物学家。

　　一家人对解放军的感恩，也影响着这位少年。今年四月，郎铮在网络上发布了一则寻人启事，寻找当年救他的解放军叔叔。郎铮说：“就是想和叔叔们说声谢谢。”

　　相比于儿子的直接，妈妈吴晓红还有一个想法，“如果全部都找的话，希望能再拍一张合照。”她说，十年前，在北川是他们救了儿子的命，十年过去了，如果还能找到这些解放军，希望能在新北川拍一张合照，因为那是新生活开始的地方，希望通过照片定格住幸福。“还希望有更多的十年，让每一张照片都成为一个纪念。”

　　“找到所有的解放军叔叔。” 郎铮说也想再照一次合照。这是十年后，一位从废墟中救出来的少年的心愿。

　　尽管还有着“敬礼娃娃”的头衔，但少年终要长大。

　　郎铮说，自己和所有中学生一样，喜欢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有时候好像因为这个称呼，郎铮更要低调谦虚地做人做事。”对于郎铮的成长，妈妈吴晓红都看在眼里。

● 记者：梁爽 

● 视频：张雷 李雪南 潘剑 石昊鑫 郑重 陈锐海 荆宇琦

　　十年前5.12汶川特大地震，邹红被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之中近70个小时后被救生还；十年后，已经25岁的她即将成为一个妈妈，预产期就在5.12前后。她说，十年前我得到了重生，十年后也将是我宝宝的新生。

　　废墟之下的70个小时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北川等地发生里氏8级特大地震，严重破坏地区超过10万平方千米，绵阳市北川县的北川中学就是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点之一。学校的2800多名师生里有上千人遇难。除了一栋老教学楼，校舍全部倒塌损毁。

　　地震发生时，邹红15岁，在北川中学念初二。那天下午，学校里跟往常一样正上着课，突然大地剧烈晃动起来。

　　“当时我们在一楼，压根都不知道有地震这回事。那时候我们学校在修体育场，我就以为是重卡车经过教学楼而引起的震动，所以没反应过来。”邹红说，晃动越来越激烈，一个同学大声喊：“地震了！”班里60多人一下子就往外跑。

　　“就那么十几秒，怎么可能跑得过来。”突然间，前面的墙倒了下来，天花板往下塌，座位在教室中间的邹红，顿时觉得眼前一片黑，什么也看不到。她被埋在废墟之下了。

　　所幸，课桌椅为她挡住倒下的墙，给她和几个同学留下一点生存的空间。“当时我就感觉晕晕的，什么也不知道，完全懵了。”邹红说，等脑子逐渐清醒之后，趴在地上的她听到外面机器运作和救援人员说话的声音，这才感觉到有希望被救出去。黑暗中，她一直在祈祷，希望有人发现他们。

　　这个过程中，余震频发，头上的东西一点点往下压，邹红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时间一点点过去，外面的声音逐渐变小，她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危，但口干舌燥的她只能静静等待。

　　将近70个小时后，这个沉寂的角落终于等来救援的声音。救援人员挖出了一个洞，把邹红和同学们救了出来，送往医院，所幸的她只受了点皮外伤。

　　“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

邹红在北川开的小店

　　十年过去了，邹红已经长大成人，也结了婚。25岁的她，身体里正在孕育着一个新生命。预计今年5月中旬，这个孩子就会诞生。这对她来说，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如今，北川已经在老县城20公里以南的永昌镇建立新县城。原先生活在老城的幸存者，大多也搬到新镇上生活，但邹红依旧留在老城。

　　她和妈妈在老县城地震遗址入口处，开了一家餐馆。父亲和丈夫外出打工，邹红平时就和母亲留在家里，经营着这家饭店，“其实地震之后，这里进行了重建，环境挺好的，我们的房子也是新修加固的，我还是很愿意留在这儿。”

　　邹红家门前不远处就是原北川中学的遗址。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小山包，上面长满了青草，两颗泡桐树稳稳地立在其中。邹红告诉记者，地震后不久，她从医院回到老县城，经过家门前的北川中学时，满目疮痍，“看了特别伤心”，她不知道废墟之下，埋了多少自己的校友。

　　此后，她离开过北川一段时间。任何有关地震的事，不管是录像还是图片，她都尽力避开，有好几年都没接触过。有时夜里稍微有点震动，她还是会被吓醒，起来后一直喊妈妈。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她和其他灾区的其他孩子一起到过北京，跟心理医生聊天，到著名景点散散心，做了一系列的心理干预，才一点一滴恢复过来。

　　如今和邹红交谈，已经很难从她身上看到地震留下的影子。曾经逃离的她，已经回到老县城，跟着家人生活在一起，每天就忙着餐馆里的活计。她很爱笑，性格也很开朗，谈起十年前那场灾难时，也不再避讳，好像就在说别人家的事。

　　“我感觉人不要活在痛苦中。我就喜欢开朗的那种，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这是我最希望的。”邹红说，她现在最期待的，就是孩子的出生。

● 记者：陈锐海 梁爽

● 视频：张雷 李雪南 潘剑 石昊鑫 郑重 陈锐海 荆宇琦

　　“那种危难时刻，就想去更多的地方救更多的人。”十年前，范晓林口中的危难时刻造成了四川、甘肃、陕西等10个省区市约50万平方公里的受灾面积，超8万人遇难，而以范晓林为代表的救援团队则是灾难中人们生的希望。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时，范晓林时任四川省绵竹市消防中队指导员，“虽然从事消防工作，但那时还没有太多的地震救援经验。”一阵剧烈地摇晃，顷刻间山河破碎，到处都是呼喊的声音，范晓林带着战友连续转战绵竹城区二十余处垮塌现场。

　　“消防员来了。”范晓林知道，废墟中，人们看到他们橘红色的战斗服就是看到了生命的颜色。

　　奔赴现场 寻找生命的缝隙

　　范晓林回忆，那时一所幼儿园垮塌严重，原本二层小楼只剩下楼顶的预制板，楼体结构完全看不出来。消防员们每搬开一处砖瓦，里面的情形都让大家心痛不已。三五个小朋友横七竖八的埋在一起，脸上、身上都是血，有的还有微弱的意识，有的已经分辨不出模样。

　　“场面太惨，他们还是孩子。”当时已有十多年救援经验的范晓林，记忆中也有更加惨烈的画面，但看到这些稚嫩的脸庞，身上压着上千斤水泥混凝土，身边还散乱着书本和文具。“心太疼。”

　　“叔叔，救救我。”至今，范晓林都记着那个从废墟中传出来的微弱的呼救声。借着灯光，范晓林看到倾斜的预制板和大梁搭垒的缝隙里有一只小手在动，一个小女孩被压在废墟中惊慌无助。为了避免造成二次伤害，战士们只能徒手不停地挖着沙石、碎片，顾不上磨破的手指，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赶快救人。”

　　顺着缝隙，范晓林把手伸进废墟，紧紧握着小女孩的手，女孩的手很凉很小，还有一些无力。看着哭红了脸蛋的小姑娘，他能做的就是尽量让她感受到安全。尝试着背顶、肩扛，范晓林用自己的身体为小女孩撑起垮塌下来的预制板。

　　就在余震再次袭来的惊险瞬间，范晓林用一根钢撬微微顶起预制板，缝隙间用自己的身体护着小女孩将她救了出来。

　　 就这样，所有战士们都扑向废墟寻找生命的痕迹，“这有人”“这也有人”......30多个小时过去了，范晓林带领的队伍从坍塌的幼儿园中共救出89名学生和5名老师，其中41名生还。

　　凌晨时分，天空下起了雨，给这个破碎的城市又增添了几分伤痛。空气中弥漫着阴霾和恐惧，生与死就在救援的过程中上演着。

　　丝丝阴雨中救援一刻也没有停止。范晓林知道，废墟里是生的希望，废墟外是孩子父母的期盼和长久的守候。

　　“一心救人，就算把钢钎橇断，脊背压弯，也要把孩子们救出来。”救人是责任，抱着多救人的信念，范晓林在一线抢险救援连续奋战了近60个小时。他说，那个时候不知道累，就是想看到更多活着的人。然而，他在给别人家庭带来希望的同时，自己的家人在哪、是否安全他还不清楚。

　　人民需要的时候 义不容辞

　　消防支队两公里外，就是范晓林的家。由于地震信号中断，直到震后第三天，他才和家人取得联系。“还好，你们都平安。”这是他对自己的安慰。但提到家人，范晓林脸上还是有一丝愧疚。

　　“当时妻子怀孕九个多月，没好好照顾她，想想还挺心酸的。”妻子清楚丈夫职责所在，没有责怪，她明白，危难中有更多的人需要他们的帮助。

　　“不仅是我，每个消防官兵，在这种危难时刻，想到更多的肯定是别人。”这个更多想到别人的男人，一直坚守在一线抢险救援，在孩子出生后四十多天后才见到第一面。他说，很幸运，虽然和孩子见面“迟到了”，但我的家人都还在身边。

　　十年，震后新城早已拔地而起，生活在继续，一切都在平静的日复一日中讲述着活着的意义。

　　十年间，范晓林一直工作在救援一线。永远走在危险的边缘，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他说看到太多的险情，巴蜀大地见证了太多人的悲欢离合，而活着就是最大的意义。

　　自1995年入伍以来，范晓林在消防战线已有23年时间，面对脚下这片热土，这片生长的地方，他坚定地说：“为每一个老百姓保驾护航，是作为消防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出生入死，这就是消防战士。2008年底，范晓林被中组部授予“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成为全国消防部队中获此殊荣的两名消防官兵之一，被公安部荣记个人一等功一次。同时，范晓林还被公安部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以及荣获“中国骄傲·感动天府”人物等。

　　面对荣誉，范晓林说：“我是来自灾区的一名共产党员，更是一名党的战士，人民养育了我，在人民群众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义不容辞。”

● 记者：梁爽

● 视频：张雷 李雪南 潘剑 石昊鑫 郑重 陈锐海 荆宇琦

　　十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把两个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家庭都震碎了。杨云青的妻子和刘明玉一生的积蓄，全都埋葬于那场灾难之中。

　　此后，“愁眉苦脸”的两个人走到一起，决定重拾一砖一瓦，搭建一个新家。十年的时光，白了老两口的发，模糊了他们的眼睛，也暖了震后的生活。回望来时路，杨云青觉得，夫妻俩“都是从阴影中走过来的，结合到一起就要更加珍惜，彼此搀扶着往前走。”

　　映秀老家，杨云青（前）和刘明玉（后）

　　两顿饭

　　看起来谁都不在状态，相亲的餐桌上一片沉默。

　　刘明玉至今还记得，两家人第一次见面是在2008年11月12日，地震刚过去半年，但人们心灵的余震似乎仍在持续。

　　当时58岁的杨云青就坐在对面，陪他来的是女儿和儿媳。但他面容沧桑，看起来很疲惫，头发好像一夜之间都白了，脸上也没血色。杨云青不怎么说话，似乎有心事。

　　刘明玉此前在电视新闻里见过他。眼前的这个男人家在汶川县映秀镇，地震夺走他家十口人，其中就包括他的妻子。地震发生后，他借来一辆吊车，在映秀小学挖出100多人，救出十几个幸存的学生。营救持续了9天9夜，刘明玉“一直在关注他的新闻，挺感人的”。

　　两个人能坐在一起，也是机缘巧合。之前她和朋友聊天，提到过杨云青。没想到朋友认识他，知道儿女在给杨云青找一个老伴，也就促成这场相亲。

　　那会儿在都江堰的刘明玉想着见见这个“映秀好人”，认识一下也是好的。当时49岁的她早已离异，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了十几年。打拼了大半辈子，她即将退休。儿子白手起家，经营的电脑铺也逐见起色。没想到地震来临时，房子和铺子瞬间被吞噬，一切归零。寄人篱下的她前路未知，终日忧愁。

杨云青在地震中救人的照片

　　简单的见面后，双方各自留下联系方式，此后忙于生计，再无交流。

　　直到有一天刘明玉外出回家，看到落在家的手机上有几十个对方打来的未接电话，两个人才再次联系上。正当刘明玉为未能接听电话而自责时，杨云青打来最后一通——那一天，他来都江堰办事，想请刘明玉吃顿饭。如果最后一次呼叫没能接通，他就直接回家。

　　现在想起来，刘明玉觉得“我们还是有缘分的。”那天两个人一起吃了顿火锅鱼。聊天中，刘明玉才真正了解杨云青。这个震前家中有两台吊车、两栋楼房的“土老肥”，一夜之间家破人亡，成了“穷光蛋”，但他还在帮着别人。

　　自家的吊车被压毁，他跪着求来一辆，开到小学救娃娃。那些因震致残的孩子，他挖出来后一直给予后续的照顾。政府发来的5000元救助金，当时一无所有的他给家人留下一半，剩下的捐了出去。震后他拒绝别人送来的吊车，换成一辆消防车，捐给应急不便的映秀镇。

　　“他对外人都那么好，救那么多人出来，付出那么多，我觉得肯定会对家人好，可以作为后半生的依靠，不是经济上的依靠，而是情感上、关心上、爱护上的。”刘明玉心想。

　　一个家

　　2008年底，寒冬，刘明玉第一次来到杨云青家。两个人一起到映秀山上的公墓，祭拜杨云青的亡妻。墓地前，杨云青不知如何开口，刘明玉却显得“大方得体”，对他的亡妻说：“袁姐，你安心去吧，现在我来替你照顾好二哥和孩子，你放心吧。”

　　这句话让杨云青认定这个“有善良心的女人”。地震后，他感觉整个人就像大病了一场，“一下子什么都没了”，精神状态也不好，还曾差点想不开。儿子和女儿决定给父亲找个伴，“毕竟身边有一个说话的人，有一个陪伴的人，日子要好过些。”

　　刘明玉曾向杨云青提出自己的担忧：“我们都一无所有，如果要走到一块，会面临很大的困难。”他的回复是：“没事的，我们共同来面对。”刘明玉觉得“这句话可以，有担当”。

　　杨云青夫妇在儿子家

　　隔年，两个人“扯了证”，但没举办婚礼。“他的妻子刚走，我觉得搞那些活动不好。而且我们都到这个年纪了，不像年轻人要浪漫，想的都是怎么过日子。”

　　婚后，两个人凑了首付，在都江堰买套几十平米的房子住了进去。至此，两个在地震中受创的家庭，开始融合在一起。

　　有了子女的支持，又看到周围的一切都在重建，刘明玉的精神状态逐渐恢复，她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但杨云青仍会不时被扯回那场灾难。有时他一个人坐在家里发呆，看到亡妻的照片就会想起她生前的事。

　　“她没什么文化，属牛的，是个吃苦耐劳的人。种地、带孩子、看小卖部，整个家都是她一个人在操心。”常年在外打拼的杨云青心疼亡妻。地震当天，她去给小卖部进货，杨云青冒着大雨找了大半天都没找到。隔日，儿子带回来的，是她的遗体。

　　这一切刘明玉都看在眼里，她能理解丈夫的不易，“毕竟生活了40年，人突然没了，肯定放不下。”只要得空，她就带着丈夫出去散心、喝茶、跟人聊天，“别纠缠在过去的阴影里，往前看，要不然你走不出来。”在这件事上，杨云青也会顾及到刘明玉的感受。至少在提起亡妻时，他说几句免不了要看一眼妻子，措辞上也比较慎重。

　　搀扶着走下去

　　刘明玉自小独立，是个干练的女人，“照顾人是没有问题的”。对于丈夫的照料，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走在路上，她发现丈夫的外套被斜肩背包扯歪了，立马上前帮他整理。杨云青有糖尿病，医生提到的忌口食物她全给背下来。近两年杨云青眼睛不好，刘明玉再也不让他开车，网上精选来的老花眼镜分上下两层，上面看远路，下面看报纸。

　　但同时她的“脾气也比较火爆，直来直去”，碰上“喜欢自己说了算”的丈夫，免不了要来情绪。这种情况下，刘明玉说着说着声调就高了。杨云青察觉到她生气，就不敢再开腔。他怕心脏不好的妻子一激动起来会受不了。

　　四年前，刘明玉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把命给丢了”。当时医院床位紧张，手术一时也没能排上号。64岁的杨云青四处奔波，这才把人推进重症监护室。而他和子女们只能紧张地守在病房外。他至今仍清楚记得，妻子身上的刀口有14公分长。回家后，平时不会做饭的杨云青，照顾起妻子的饮食起居。

　　刘明玉帮杨云青整理衣服

　　“我们慢慢磨合吧，彼此都要互相谦让。要一起走下去，一定要包容对方。我希望整个家庭和谐美满。”刘明玉说，在这个家里，没有“你的孩子，我的孩子”一说，他们都是自己的孩子，不能分彼此。老两口见过不少震后重组家庭因为双方子女的纠纷而一拍两散。

　　逢年过节，他们就把子女喊到都江堰的家里聚聚。买了好吃的，杨云青会打电话让都江堰的孩子过来。刘明玉每个月要去两三次映秀，帮继子打理饭店。

　　“活着就要向前看，生活会越来越好的。地震那么大的灾难，我们彼此搀扶着走，慢慢也从阴影中走出来了。看到孩子们很健康，慢慢也成长起来，我觉得生活还是会很好。”刘明玉说。四月的阳光下，她忙着收拾餐厅的桌子，杨云青就坐在旁边看着。他们屋前的岷江水，奔流向前，昼夜不停。

记者：陈锐海 郑重

视频制作：张雷 李雪南 潘剑 梁爽 石昊鑫 荆宇琦

    北川新县城的广场上，16个穿着羌族服装的老太太，在音乐的伴随下舞动起身姿。旁观者很难看出，他们轻盈的舞步背后，是一个个被地震震碎的家庭。而每一张在风中旋转的笑脸，几乎都流淌过伤痛的泪水。　　

　　对这支平均年龄60岁的舞蹈队来说，跳舞不仅仅是一项娱乐活动。手舞足蹈之间，地震留在心里的创伤，一点一滴被尽量甩出去。十年来，这些老太太每天就这么跳着，跳出了殇城，舞入震后的新生活。

　　陈仕群（右一）为队员整理服装（郑重 摄）

　　被震碎的生活

　　76岁的陈仕群年龄最长，她是舞蹈队的“老大姐”。2008年5月12日大地震发生时，住在北川老县城的她，正在家里给准备外出工作的儿子收拾衣物。突然，房子就像摇骰子一样，剧烈摇晃起来。陈仕群还没反应过来，就从三楼被甩了出去。头朝下，脚朝上，着地之后左臂骨碎，整个都昏厥过去。那一年，她66岁。

　　在医院醒来后，陈仕群浑身剧痛。她一直在等家人的消息，等来的却是噩耗——女儿已经遇难，小儿子一家三口全被地震吞噬。一想到被埋在幼儿园的孙子才3岁多，陈仕群“整个人都崩溃了，哭得很伤心”。

　　在永兴镇的板房过渡的时候，人们精神状态都不好。大家成天待在屋里无所事事，只能思念被地震带走的亲人。狭小的板房里，幸存下来的人不是坐在床头发呆，就是拿着逝者的照片边看边哭，到了饭点也不吃不喝，“好像活不下去的样子”。

　　震后刚成立的舞蹈队（郑重 摄）

　　当时北川老年协会会长找上陈仕群，让这位老县城文艺队队长重组舞蹈队，带大家跳跳舞，分散注意力，“不然成天待在屋里会出大问题”。陈仕群没那个心情，也觉得不合适，“亲人走了才不到一年，你就出来又唱又跳，自己过意不去。”

　　对方多次劝说之后，她开始考虑这件事。陈仕群担心一天到晚坐在板房里的老伙伴们，会像曾经的她一样，也想不开。

　　此前待在病房里的那段时间，她“怎么也想不通，辛辛苦苦地把孩子一个个都供到大学毕业，生活刚好过就遇到地震，好好一个家就这么没了。”要不是孙女及时发现，还哭着求她，陈仕群可能真的就吞下了那瓶安眠药。一想到这些，她答应重组舞蹈队。

　　跳进新城

　　2009年的春天，永兴镇的板房里，陈仕群一个接着一个串门。吃了闭门羹，又挨了不少气，她好不容易拉出来五六个人，大家却待在院子里一动不动，有时还一起哭起来，气氛更不好。

　　陈仕群带头，自个儿扭起还没恢复的身体，边跳边把大家拉起来舞动，嘴里还唠叨着：“你们成天哭，活着的孩子还得顾着你们，不能去上班，他们的负担不就更重了？”慢慢地，大家也就动了起来，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哪怕说说话，彼此分担一下也好。”陈仕群说。

　　这群老太太成天在一块跳舞、说话，有时还盘算着怎么出去演出，才能置办衣服和腰鼓。要是谁家有个困难，大家也坐在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就不会老去想地震的事”。

　　北川羊角花舞蹈队（郑重 摄）

　　十年来，她们就这么跳着跳着，从临时安置点跳到了新县城，从地震的阴霾跳入的震后的新生活。

　　如今她们居住的北川新县城，位于老县城20多公里以南的永昌镇。十年重建之后，镇上已经林立起崭新的高楼，马路干净整洁，商场、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酒店等基础设施较为齐全。新城之中，依旧有楼盘在建。轰鸣声之下，建筑工地上的机器正在运转，这个常住人口为3万多人的新镇，正换发着生机。

　　高楼之下的空地上，或者永昌河畔的小道旁，陈仕群和她的舞蹈队，一天不歇地舞动着。在陈仕群看来，这些年，舞蹈队的人逐渐走出地震的阴影，“你要说完全放下，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看到别人一家子整整齐齐开车出去玩，她就会触景伤情，“但那也只是暂时的，失去的东西已经回不来的，只能往前看。活着的人，你就要好好活。”陈仕群说。

　　“遇到这种事情，只能勇敢去面对”

　　现在，陈仕群的儿子已经退休，在家里照顾他们老俩口。孙女为了方便照顾家里，选择留在离家近的绵阳市区工作，每天都给她打电话。陈仕群对目前的生活很满足，“都快80岁的人了，只要我这些耍得好的朋友家里面平平安安的，我自己的孙儿孙女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我就觉得很满意了。”

　　北川县城新生广场（郑重 摄）

　　地震之后，她发现大家的生活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以前她总想着攒点钱，有时儿女买回来一点东西或者拉她出去旅游，陈仕群都觉得没必要，舍不得花钱。这些年，她慢慢放开了，有条件她就出去走走，“好好享受一下，再有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不给儿孙带来麻烦。”

　　经历过天灾和生离死别，陈仕群能够感受到，老北川过来的人关系比较和谐，“都是你谦让过来，我谦让过去。你说以前还见着面呢，一地震人就没了，还那么计较干嘛？”

　　回看十年前的变故，已过古稀之年的她，说着说着眼眶仍会湿润：“遇到这种事情，只能勇敢地去面对一切，你没有其他办法。”年纪大了，陈仕群再也跳不动了，但依旧陪在这群“老姐妹”的身边，看着她们跳下去。

● 记者：陈锐海 郑重

● 视频制作：郑重

    2008年，她15岁，在汶川地震中右腿高位截肢；2018年，她成为一名残疾人乒乓球国家队运动员，先后斩获全国残运会、亚锦赛、仁川亚运会冠军。“地震虽然造成伤残，但这也让我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再次谈起那段过往，25岁的王睿语气平和，没有太多排斥。

　　4月底，记者见到王睿时，她正在郑州参加全国残疾人乒乓球锦标赛。一身橘红色运动装，扎着干净利落的马尾辫，整个人看起来纤瘦干练。几句简短的寒暄，言语间透露着她的简单大方，如果不是右腿明显的机械假肢，很难想到，眼前这个笑容常挂脸上的女孩遭遇过十年前那场灾难。

　　王睿在全国残疾人乒乓球锦标赛比赛

　　　一场灾难：失去右腿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时，上初三的王睿和班上40多名同学正在湔氐镇一所中学备战中考。“地震了，快到桌子下面！”那一刻，王睿的课桌椅位于教室中间，就在她刚钻进桌子下面时房子就塌了。

　　获救后，王睿的身体因被长时间挤压，造成肾上出血，右腿完全失去了知觉，需要高位截肢。从此，左腿深凹的伤疤，右腿重约六斤的假肢将伴这个女孩一生。

　　转眼十年，王睿已经适应了现在的身份。运动场上，她和对手你推我挡，一记扣球，王睿得分。但受身体条件限制，残疾人运动员间的博弈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烈。王睿的右腿残肢太短，几乎快到大腿根部，即使套上假肢，仍然使不上力。打球时，王睿全身略向左侧倾斜，靠左膝承受全身的重量。

　　比赛结束，王睿拉着装有假肢和比赛装备的行李箱走到记者面前，“第二名，这次没有发挥好。”还打趣着说“晚上回去教练又要给我们上课了”。转身又和身旁的队友们互相分享着各自比赛的得失，有说有笑，如果不是空空的衣袖、滚动的轮椅，看不出这帮青年有什么不同。

　　一路上，不论下楼梯还是上台阶，王睿都没有接受记者的帮助，几句“我可以”表露着这个25岁姑娘的坚强。“感觉在打乒乓球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不是没有用的人。”

　　一个目标：当奥运冠军

　　“当奥运冠军。”这是问及王睿现在的愿望时，她斩钉截铁地答案。然而当初选择乒乓球，竟是因为“想逃离学校，找个地方躲一下”。

　　当年的地震使王睿失去了右腿，很长一段时间，她的世界陷入了灰暗。她有过彷徨、沮丧、甚至怀疑，“我还能做什么？”重回校园，但同学们的目光和过多的帮助都会刺痛这个敏感的少女，“感觉自己特别自卑，像个‘废人’。”从一个四肢健全的小女孩变成了别人眼中的“残疾人”，那段时间，王睿找不到存在的价值。

　　乒乓球让王睿找回自信。“打球很辛苦，但也使我快乐，特别在拿到名次之后，越来越有自信。”但对于16岁才开始接触乒乓球的王睿来说，想要取得好成绩，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每天练球8小时以上，由于运动量大，残肢和假肢之间不断地摩擦，破皮流血是常事。

　　“那个时候包里总是带上消毒水，方便清理伤口。”她回忆，每次训练结束，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右腿的伤口，“疼的根本睡不着觉”，王睿轻描淡写的描述着自己的训练经历，她还曾自嘲着说：“本来就没有腿，还这么痛，你说冤不冤。”

　　灾难已去，生活仍在继续。这个曾经不爱运动的姑娘，如今已经是一名职业残疾人运动员，并且，她还有一个目标：当奥运冠军。

　　王睿坦言，国外选手实力都很强，要想取得好成绩，还得努力训练。如果有一天，站在颁奖台上，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可能会感恩，那次灾难让我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

　　王睿在全国残疾人乒乓球锦标赛比赛

　　　一个信念：坚强 世界也会对你温柔

　　“世上还是好人多，只要努力，世界也会对你温柔。”王睿说这是她十年来对生活的感悟，感谢解放军战士的及时赶到，把我从废墟中救了出来；感谢爱心人士帮助做的假肢，让我重新站了起来；感谢教练的悉心教导，帮我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她说，自己是幸运的。

　　当年救援部队来的很快，周围的同学一个个被救出去，因为自己被埋废墟中间，头顶还有两块大石板，如果用挖土机直接铲会有坍塌的危险，但最后解放军还是顶着危险进入废墟，救了我。那时候活着就是最大的意义。

　　在医院，王睿截去了右腿，但也在这里，她学会了坚强。“沮丧过后还是要生活。”她说，庆幸自己遇到了乒乓球教练，使她走出了阴霾，开始了新的世界。

　　十年前，那场灾难没有将这个小姑娘击倒，而是让她找到了生活的另一面。

　　十年后，小姑娘长大成人，并发挥着自己的价值。

　　回到赛场，王睿的机械右腿始终支撑着她的平衡和运动，这就是最真实的王睿，一股力量正拽着她急不可待的奔向未来，挥拍向前，另一种记忆也在回溯着当年的一幕幕。

　　现在，站在乒乓球台前挥汗如雨的她和所有人一样，有自己的追求和目标。

● 记者：梁爽

● 视频：张雷 李雪南 潘剑 石昊鑫 郑重 陈锐海 荆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