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祥自有一种神奇：

　　明朝嘉靖皇帝出生在此，兄终弟及当了皇帝，他又力排众议，把亲生父亲的王墓升格，让远离京城的江汉平原多了一座帝陵；

　　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一个县里的百岁老人有100多位；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里著名的“一县一品”，不是稻米，不是果蔬，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现代“乡土作家群”。

　　钟祥是湖北荆门市所辖县级市。钟祥“乡土作家群”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现有乡土作家400多人，其中，农民作家占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不乏大名鼎鼎的余秀华、艾晶晶（笔名“匪我思存”）、王世春等人。

　　这支乡土作家队伍累计已经出版文学专著400多部，在国家级、省级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类文学作品2万多篇。2011年，钟祥乡土作家群获得湖北省“一县一品”基层文化品牌创建奖，成了钟祥响当当的文化品牌。

　　几乎无一例外，乡土作家的起步都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曾经获得“当代文学奖”“全国青年文学奖”“路遥青年文学奖”的王世春，他的处女作《今夜好难熬》就是他在胡集镇五里牌村当村支书时的文学再现；《春忙春茫》《秋获秋惑》等作品也都充满着浓厚的乡土气息。

　　陈军，本来在钟祥市罗汉寺种畜场务农。这个笔名叫“苦乡”的农民作家，一直骄傲于他是“湖北第二位写出了百万字长篇小说的作家”。而第一位，则是写出了《李自成》的著名作家姚雪垠；第三位，则是凭借四卷本《张居正》获得2005年茅盾文学奖的熊召政。

　　陈军经历丰富，习过武、当过兵、种过地、打过工，让他最引为自豪和骄傲的自然是写作。他说，有人告诉他，文学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句话，他“记得真真的”。于是，不论多忙、多累，他也要记笔记，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写下来，整整写了一千多万字，才成就了他的“百万言”作品《绿野纯情》。主人公柯喜是个农村青年，也当过特种兵，也打工、经商。虽然陈军不承认，但是作品里满是他生活的影子。

　　没人说得清为什么这里能形成这样一个独特的乡土作家群现象，但是县、乡作家协会里几位热心人背后的无私付出，显然维系和推动着这个群落的生息与繁衍。

　　杨书义，今年已经78岁，是钟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郢南分会主席。最初，他是位爱好写作的教师，2000年退休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扑在“作协”上。

　　在湖北如火的七月，杨书义用了整整一个月，将高中生李慧的24万字长篇小说《雨季边缘》修改成18万字并出版。

　　农民工作家王国平在深圳做保安，回乡的时候把小说手稿带来了。70万字的小说，也是老杨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来、改过去。

　　郢南分会副主席，75岁的罗贤能也是老杨发现和培养的。罗贤能当年也是一位种地的农民，写作的热血一直在他心里流淌，“作协”办公室里成捆的书稿里还有他最初那本已经泛黄了的油印小说《神树》。

　　两位老人细细搜集着当地乡土作家们的所有作品，三间陋小的“作协”办公室堆满了一摞摞的书。

　　作为“作协”会员，陈军没事的时候也常来这里转转，告诉老杨和老罗他们，自己受湖北老乡熊召政的影响，转向历史文学写作了，已出版的《嘉靖与严嵩：是非君臣》又要有精装本再版。他还一边翻看其他作者的作品，一边帮着做点顺手的事。

　　龚银娥是钟祥市文联创联部主任，也是“钟祥乡土作家群”中的一位，坚持写散文已经20年。她说，跟别人用业余时间唱歌、打牌、跳舞一样，写作，对于他们这样一群人来说，就是一种快乐。

　　龚银娥说，除了几位成名的作家，很少有乡土作家写作能够赚钱的；从写作技巧上说，多数人的作品还需要打磨。“我们还将大家拉在一个微信群、QQ群，各自经常把想法或文章晒出来，听听意见和建议，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相互提携。”大伙之所以这样钟情文学创作，更多不是为名为利，而是为了体现乡土作家的价值。“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写，描写自己的生活、记录乡村的历史。几十年后，从哪里去发现现在的中国乡村？就是从我们的作品里。”

　　时鸣随评

　　我们常说“有事找组织”。组织是什么？组织就是人们为实现某一愿景而建立的“家”。这个“家”有服众的家长，有和谐相处的一家人。依靠这个“家”，家长能为你指明道路、指点迷津，家人们可以相互帮助、相互促进。湖北荆门钟祥市作家协会就是这样一个“家”。只是让人没想到，这样一个最基层的、陋室般的“家”，却能生成出一个乡土作家群，且群星闪烁。

　　钟祥自古地灵人杰、文脉相承，然而放眼全国有文脉的地方决非仅有此地，别处却鲜有听说以“群”显现的乡土作家。如果没有“组织”的作为，即使乡土里有写作人才，也可能仅是几株小苗，自生自灭，难成几棵大树，更难成就一片树林。钟祥作协之所以可赞可叹，就在于有作为、会作为。首先是作协有帮领头的热心人，既自己带头创作，又积极发掘人才、培育人才、服务人才。如钟祥作协副主席兼郢南分会主席杨书义，原是业余爱好写作的教师，自退休后一心扑在作协工作上，今年78岁了，仍老当益壮，为人作嫁衣裳。那些“被”发展入会的乡土作家，不论留守在乡村的，还是外出打工的，都跟家里的“组织”保持着联系，了解信息、汇报想法、申请帮助，大伙儿比学赶帮，作品便一部部涌现出来。他们在作品里记录时代、反映生活，提升了自身素养，又带好了乡村里的风气。这里的人在劳动之余，最爱的就是健康的文化生活，自然赌博、斗殴、搞封建迷信等没有市场。

　　回顾当年，广大农村有多少类似这样的文化“组织”，多少活跃的文化站、广播站。如今，不少“组织”架构大了，成了文化中心、广播电台、电视台，还有文化方面的各类“协会”，但是不是都在积极发挥作用，都有大作为呢？有没有在那儿摆虚架子的？可对照钟祥作协及其郢南分会的作为，看一看、想一想。希望县、乡的各级、各类文化“组织”都能往实处办，营造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立下头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