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马克思为什么是最伟大的思想家

　　今年是马克思诞生200周年。马克思——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被剥削劳苦大众的伟大导师，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是迄今以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

　　20世纪末，在进入新千年时，英国广播公司网上评选千年最伟大思想家风云人物，评选结果依次是马克思、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马克思位居榜首。1999年，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评选“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位居第一。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调查3万听众，征询“古今最伟大哲学家”，马克思位居第一。同一年，德国第四次评选最伟大人物，马克思被评为“德国最伟大人物”。路透社报道评选结果时，特别提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在全球产生的深刻影响”。

　　马克思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丰碑。任何谈论19世纪以来思想史的人，举凡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甚至美学和伦理学，无论是赞成或反对，但要不表示对马克思思想的态度，就像谈论中国传统文化而无视孔夫子和儒家学说的客观存在一样，会被认为是无知之举。马克思思想出现于政治生活、日常生活和学术生活等各不相同的生活领域，被描绘为神态各异的思想形象。即使连有关马克思思想的书没有读过一本的人，在日常生活语境中谈论马克思如何如何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不得不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

　　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像马克思那样，时刻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命运特别是大多数人的命运

　　大凡人类历史上的圣贤哲人，之所以被后人所怀念，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智慧能给后人以启迪，像暗夜里的一束光，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但无论是像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以及黑格尔那样的大思想家、哲学家，还是像东方的老子、孔子、龙树这样的东方哲人，一般都只是抽象地揭示宇宙和人生的道理，他们要么是世外高人，主张出世避世而减轻烦恼痛苦，要么是皓首穷经的学究，坐而论道，用消极的处世哲学和所谓的普世价值来抚慰人类的心灵，而不能直面现实。马克思不是学院派学者，现实关怀贯穿其一生。

　　早在中学毕业前夕，马克思就写了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文章，表达了为人类服务的崇高理想，指出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19世纪的欧罗巴，马克思所面对的现实是以残酷刻薄显称于世因而屡被后人诟病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马克思愤怒于资产阶级学术为私有财产（资本）提供一切，他则发誓自己要穷毕生精力为劳动者提供一切。作为无产阶级战士的马克思，写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科学的理论武器，因而马克思的著作通篇充溢着一种对人类命运的强烈关怀。

　　马克思把人作为研究的主题，他关于人的思想极为丰富生动。他认为，要基于劳动哲学本体论检视人及其历史，人的本质是劳动。劳动者处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中，主体是劳动者，客体是劳动对象，中介物是劳动资料。原始社会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此种前提下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活动和劳动成果的关系是结合为一，劳动者是人。在私有制社会，作为人的劳动者与自己的本质发生分离，人是非人即被异化的人。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公有制的重新建立而使劳动者与劳动重新结合为一，劳动者是人的复归。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上述表述的准确概括。

　　马克思尤其关心受剥削受压迫劳苦大众的命运。马克思是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来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通过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本质关系。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推动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自发发展。但由于资本积累的规律是财富在一端积累，贫困在另一端积累，这就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贫困化。贫困化的明显结果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比例越来越小的非常富有的资本家，另一方面是比例越来越大的趋向贫困的人口。这种两极分化造成生产力的盲目无限扩张和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形成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正基于此，马克思预言，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在日常生活中，种瓜者得瓜，种豆者得豆，是渗入人们骨髓的常识。神话、理论和常识基于客观事实而来，人不吃饭会饿死，不穿衣会冻死，食、衣皆是劳动成果。马克思把这些思想资源和事实凝练为哲学理论，作为商品的产品是“人化的自然界”，这样的“自然界”是劳动的结果。与人无关的“自然界”是无，即相对于人而言不存在。哲学逻辑无懈可击，政治经济学语境的事实胜于雄辩，二者结合为一，剥削客观存在。剥削客观存在论让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满腔愤怒，历来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攻击的焦点。原因不难理解，剥削客观存在论揭破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秘密，资本家靠剥削劳动者致富的事实被确定下来。基于此，《资本论》始终被赞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也就好理解了。如果说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喜马拉雅山脉，那么《资本论》就是珠穆朗玛峰。

　　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像马克思那样，从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入手，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探索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及其规律，是思想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科学家从认识世界的角度探索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哲学家从人类思维的进化揭示人类精神的取向，宗教家从神秘主义出发揭示人类尚未认识的领域，等等。他们都取得了认知上的进步，但没有一个人能在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达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样的思想高度。 马克思专门、长期和系统地研究生产力的变化，目的是在社会历史深层客观基础层面弄明白和说清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手稿，一些命题融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内容于一炉，例如，“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分，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这些社会生活不同因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揭示，已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端倪。

　　我们知道，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非常重视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首要作用和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地位。他在论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提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其首要规律是实现资源配置决定作用的价值规律，以及与价值规律共同发生作用的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马克思把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要素只是作为一切社会生产都必须具有的“简单要素”。他已看到资本主义生产中科学的重大作用，并将科学视为生产力的独立要素。他还重视自然力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作用。他预见到未来还会有新的生产力要素出现，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就是印证。这些结论都是马克思对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研究而得出的。

　　马克思力求从研究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实践中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曾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自己的意识为依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基于以上论述，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结论，即：无论哪种社会秩序，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过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不仅内含着可以激发资本家积极性的重要机制，而且充满引发经济社会失衡的深刻矛盾。这为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的设计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在资本主义社会，推动经济运行的核心是资本。资本无限制地追逐剩余价值为资本主义经济注入了活力，而资本之间的竞争又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增加了外在压力，当这样的经济活动最终汇聚成一个经济整体时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如此，一个简单的推论便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摆脱这种局面的重要选择。

　　马克思揭示了从商品出发，再经历货币、资本、资本积累，最终形成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以及剥夺者被剥夺的过程。这不仅可以借此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过程，而且也可以为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提供一种制度设计的根据。解决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揭去商品身上的神秘外衣，需要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下，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因此，自由人联合体可以作为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选择。

　　如果说自由人联合体还是一个理想设计，那么重建个人所有制则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揭示的基础上所选择的一种新经济制度。这种个人所有制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第一个否定基础上的进一步的否定。通过这个否定之否定过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拜物教性质在新个人所有制下得到克服，重新体现出类似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生产可以自我控制的情形。不过，这是在一个更高级的形态下达到对社会经济整体的控制。重建个人所有制并不是简单地回归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前的个人所有制，而是以社会的名义对生产资料实施占有的所有制。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

　　恩格斯一再讲到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的理论基础，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剩余价值正是通过资本与雇佣劳动相结合而作用的产物。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是这样评价的：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像马克思那样，把自己学说的命运同社会现实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补充和修正理论。晚年马克思在对早期著作不断修订的同时，更加自觉深入地思考了其学说未来的命运。他一方面欣慰于自己毕生所从事的事业后继有人，悉心地予以支持、帮助和指导，但另一方面，敏锐地觉察出自己的思想、苦心在当时已经不能被忠实理解和准确转换，而是出现了很多误读、偏差和曲解。为此他很焦虑，频频发出沉郁的慨叹：“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振聋发聩的话是马克思提醒后继者不能把他的学说理解和演变到违背其真正原意的道路上去。马克思特别反感把“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当作标签，只看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依赖于物质存在的条件”而“排斥思想领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把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决定论”，使“唯物主义”这个词成为“只是一个套语”，“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像马克思那样，亲自投身于人类的解放事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理论和探索人类解放的道路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1867年后，马克思很重要的一项活动是参与和思考西欧工人运动，这包括受托起草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发表对“巴黎公社”事件的评论以及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和对俄国革命的关注。

　　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于1864年建立的世界性工人组织，旨在通过建立更为强大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来反抗资产阶级。马克思一方面看到，“史无前例的”“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形成的“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工人群众的贫困”并“没有减轻”，但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考虑到不同国家工人队伍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必然会造成世界范围内合作的复杂性，于是马克思采用了“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的方式，要求尽可能“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而“不致把英国工联派，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此外，马克思特别看重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指望将来通过各国各派工人的思想交流和讨论，形成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理论纲领。

　　1871年发生了巴黎公社事件。马克思对这一事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积极参与并作了客观的估量和精深的分析。很显然，历时两个月的巴黎公社，并不是有计划行动的产物，也非得力于什么个人或具有明确纲领的组织的领导，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但同时马克思也看到，公社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确实“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即作为一种地方自治的组织形式，摆脱帝国的直接统治，在地方层面采用直接民主的组织原则，以体现现代共和制的精神；作为国家政权组织原则的代议民主制，不再是由专业化的官员来治理公共事务的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作为旧制度的超越形式，巴黎公社打碎了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确立了现代共和制的基本原则：普选制和“向下负责”制。所以马克思指出，决不应把公社看作是教条主义的模式或未来革命政府的方案，它是“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在巴黎公社之后出现的新的历史境遇表明，工人运动面临的直接任务是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立各自的工人政党，这样，国际的组织形式的继续存在会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一种桎梏。马克思看到了这一趋势，在他的建议下，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在此期间，马克思还积极参与和关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及其纲领的制定，成为事实上的“导师”。

　　马克思在1883年之前的一段岁月里把视野扩展到西欧之外的东方，特别是俄国。1881年2月16日，俄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女活动家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提出了“世界各国是否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问题，期待马克思作出回答。“查苏利奇之问”的核心要义在于触及了社会发展中的“跨越”与“不可跨越”的难题。在撰写给查苏利奇的回信时，马克思详细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现状和特点，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和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这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这也意味着在社会运动中“跨越”发展是可能的。但是，关键之点还在于，为了将俄国的村社土地公有制提高到共产主义所有制的水平，还需要有一系列具体条件：必须在生产上吸取同时代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以充实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帮助公社复兴，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必须有欧洲革命的引发和支持，光指望俄国内部条件，革命难以发生，而没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就将成为不可能，等等。不具备这些条件甚至这些条件不充分，社会发展中的“跨越”或者不可能实现，或者也会削弱其成果，这些条件是“不可跨越”的。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的上述思考还只是一些原则和构想，并不是很成熟的看法和明确的意见。因此，他接到查苏利奇的回信后，很费踌躇，先后写了四个草稿，前三个草稿都很长，而正式发出的复信却非常之短。这真实地透露出他的纠结。作为一个革命家，马克思不可能从书本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也不会只靠头脑的臆想得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办法只能来自参加变革现实的革命实践。

　　列宁和他的革命战友们及其后继者成功把马克思主义写进了世界地图。马克思主义从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种主义到创造出一种制度、一种国家、一种生活方式。全世界最多时在102个国家有149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有50多个以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也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论我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他都已经塑造了我们对于社会的观念。他建立起了一个来源于哲学、历史、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体系。由于我们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很多观点是和“马克思的幽灵”进行对话的结果，这些理论已经成为20世纪以及未来精神框架的一部分。由于有力地综合了历史、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成为19世纪最重大的思想成就之一。

　　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语言：数百万人用它来表达他们对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的希望。作为反抗的工具，马克思对宗教的描述给很多从中看到自己使命的人以很大的力量：“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依靠一套理论，一个人可以创建一个学派，但是依靠一套价值，一个人可以创建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共同生活的新方式，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价值两方面都是思想的巨人。

　　今天人文社会研究的各种部门科学和领域情况都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思想不可超越的高峰。正是在围绕历史和现实的自由争论中，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并且在这种争论中才能真正领会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价值。这是对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之真正敬畏。这种敬畏要求我们，一方面，像马克思本人那样，必须把历史发展放到一种与整个人类发展阶段有联系的长期框架中进行研究，把马克思的著作与他集中关注的较短时期、特定题目和特定问题以及具体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从而理解他的成就；另一方面，不是重复他对自己时代问题的诊断和给出的答案，而是直面其提出的问题，并探寻我们自己历史发展和开创新文明的道路。

　　让我们永远记住镌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最著名的格言：“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