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2月7日消息（记者孙冰洁）下午两点左右，位于北京西城区白广路附近的一家蛋糕店里，员工蔚蔚仔细地拖完一遍地之后，她将手里攥着的一沓商品标签，依次贴到了对应的商品上，随后又拿起夹子，将位置有些杂乱的糕点，一一摆放整齐。

　　在她身后一米左右，就业辅导师董玲慧正密切注视着蔚蔚的一举一动，以便随时应对她可能遇到的问题。

　　蔚蔚是一名唐氏综合症患儿，心智障碍群体的一员。

　　数据统计，中国目前有心智障碍者554万，占残障人群的比例为6.68%。残障人群整体就业率是43%，而心智障碍人群的就业率尚不足10%。

　　“就业辅导师”，就是对心智障碍者提供一对一的就业培训，并跟随其到就业单位手把手地指导，直到他们能独立工作。

　　“我陪你上班”

　　心智障碍，是指在发展期间（未满十八周岁），智力功能显著低于常态，同时伴随有适应性行为方面的缺陷。22岁的蔚蔚心智障碍为二级，智力只有小学水平。

　　站在二楼的董玲慧探出身子静静地看着在楼下有条不紊工作的蔚蔚，从蔚蔚正式上岗的第一天起，董玲慧就形影不离地跟着她，先是带着她拖了一遍地、擦了一遍玻璃，又将蛋糕如何摆放这些细节一一嘱咐好，这才躲在一个不大容易注意的角落，静静地观察，并随时准备在蔚蔚需要的时候能够马上出现。

图为蔚蔚与蛋糕店员工正在拍全家福

　　作为心智障碍者的就业辅导老师，董玲慧需要确保在蔚蔚上岗的前两周尽量全程跟随，以帮其应对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但蔚蔚显然让她省了不少心，“我基本上就第一天带着她拖了一遍地、擦了擦玻璃，其余时间我都在楼上，她没有上来找过我。”

　　就业辅导员，是近年来针对残障人士（主要是智障人群）发展“支持性就业”所催生的职业。主要在竞争性工作场所为心智障碍者持续提供训练，以增进他们的工作能力及与同事的互动，当心智障碍者的表现符合工作场所的要求后，就业辅导员逐渐退出工作现场，改为追踪的方式提供服务。

　　“蔚蔚算是比较快的，两天就基本能独自完成这些工作。”坐在记者面前的董玲慧，松了口气。

　　“我喜欢这个工作，拖地、擦盘子、摆蛋糕……这些我都喜欢。”工作间隙，并不擅长言语表达的蔚蔚，在跟记者交流中，有些兴奋地说。

　　最难的是沟通

　　实际上，董玲慧对蔚蔚的就业指导早在正式上岗前半年就已经开始了。

　　就业辅导员的工作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前期评估、中期培训、后期对接企业，而其中的关键部分则是中期的培训。

图为小魏在南锣鼓巷一家咖啡厅做服务员，顾客有很多外国人，她记得其中大多数外国人的名字

　　培训的内容听起来并不复杂：“一方面是讲工作中的规章制度，主要是指令训练，让学员能听明白老板或同事的指令；另一方面则是实践。通常董玲慧习惯安排一些任务让学员完成，比如打扫卫生、手工折纸等，其中还会涉及一些社交礼仪方面的内容。包括你好、谢谢这些基本沟通用语。

　　这些普通人差不多一节课就可以掌握的内容，在心智障碍者这里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半年。

　　“一开始觉得可能耐心最重要，可能要教很多遍，但接触多了发现其实主要的问题不在认知上，还有很多专业性技术性的手法。”

　　董玲慧所说的技术性手法更多的集中在如何跟学员沟通。因为学员智力水平有限，她需要尽量将指令做的精确、简短。“能说一句的就绝不说两句，要让他们最容易接受。”

　　“不要打扰我，我要干活，请叫我能干。”就业辅导员曲卓印象中最感动的一次，是一名学员在工作过程中突然对老师们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让她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你能感受到他工作中的那种快乐。”

　　董玲慧和曲卓所在的融爱融乐心智障碍支持中心从2013年开始进行残联的“支持性就业”试点。这是在此前主流的“庇护性就业”（福利工厂、工场）外的一次实验。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以下简称中国智协）主席张宝林认为，庇护性就业的弊端是工作场所与社会隔离， “这种模式不利于残疾人融入社会，享受与他人同样的物质与精神生活。”

　　2012年，中国智协和中国残联等单位正式推广“支持性就业”模式，并在全国7个省市试点，相继培养了249名就业辅导员，安置了100多名心智障碍者就业。

　　董玲慧就是在这一年以义工的身份开始接触心智障碍患者，从事就业辅导工作。

　　蔚蔚的心智障碍等级为二级，大多数时候沉默、安静，可以与人进行简单交流并从事一些简单的重复性劳动，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董玲慧的工作压力，“基本上我带着她多做几次，她就能记住。”

　　但这种尝试并非时时有效，在同为就业辅导老师的曲卓看来，几乎必经的考验是一句简单指令的无数次重复，“而且就算你在前期的指导过程中，觉得他已经做的很熟练了，还是不能控制正式上岗过程中的变量。”

　　曲卓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名学员在正式上岗做保洁的第一天，由于过度“兴奋”，将拖地的水甩的一身都是，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被企业当日辞退。

　　“被辞退”的难题

　　“被辞退”是摆在心智障碍者和就业辅导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过去4年，融爱融乐共接收了近一百名学员，其中有39人上岗试用，有29人与企业签订就业合同，而最终实现稳定就业的只有23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1994）第33条规定“国家实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 《残疾人就业条例》第8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

　　而中国残联数据显示，中国的残疾人整体就业率是43%，但心智障碍人群的就业率尚不足10%。“智障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全部或部分受限，他们自身融入社会的能力非常薄弱，社会对他们的接纳程度也最低。”张宝林对记者分析。

图为大鹏在一家环保科技公司做库管，核对出入库单据

　　这在曲卓和董玲慧的从业过程中也深有体会，除了对心智障碍者进行岗前培训之外，就业辅导员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对接愿意接受这一群体的企业，并在学员正式上岗的前两周全程跟随，以便能随时根据工作中的情况给予指导，并协调企业与学员的关系。

　　“最开始很多企业不接受就业辅导员介入，这就导致他们（指学员）发生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无法表达，企业考虑到影响也不愿继续雇用，这更增加了就业难。”

　　有尊严地就业

　　2015年6月中国残联等八部委发布的《关于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就业指导员培训，提供支持性就业服务，帮助辅助性就业机构中已具备条件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融入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的要求。

　　这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这一群体的处境。在就业辅导做了两年后，曲卓开始感受到对接企业的过程在逐渐变得顺畅。“一些企业会主动找到我们，而且允许我们跟随学员在初期进入岗位，随时指导。”

　　最近几年，深圳、北京等试点城市的部分企业开始逐步提供一些针对“喜憨儿”（对心智障碍者的通称）的岗位，如洗车、保洁、餐饮等。“我们希望能给这部分群体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也能靠劳动获取报酬。”北京某蛋糕连锁店经理桑迪告诉记者，该企业目前已在10家店面中为心智障碍者提供岗位，包括保洁、摆价签等，并享受与普通员工同样的工资待遇。“有些学员工资能达到每月三四千，甚至有一些条件不太好的家庭还要靠这份收入维持生活，这让他们的父母都想不到。”曲卓说。

　　杨洋就是其中一位，他的父母几乎没有稳定职业，靠低保维持基本生活，已经工作三年的杨洋最近刚刚与企业续签了合同，成了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

　　但让心智障碍者到社会中工作，并非所有父母都能接受。“主要是怕孩子在社会上受歧视，宁肯将他们养起来，但总不能养一辈子吧。”曲卓叹了口气。

　　这天下午，临近下班，蔚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走上楼凑到董玲慧面前，让她帮忙给餐厅所有的同事一起拍了张全家福。

　　“我们希望蔚蔚在社会上能受尊重地就业，得到社会的公平对待，这就够了。”前来接蔚蔚下班的母亲看着这一幕，对记者说。

　　（文中杨洋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