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期，“前方鲁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倡导与支持下，于1940年1月5日，在武乡县下北漳村正式成立，当时校址就设在我家院里。

　　我家居于下北漳村南段窑科，所在院名叫“旧去处”。顾名思义，有旧即有新，新旧是相对而言。我家祖辈兄弟三人，爷爷排行老三。大家原都居住在“旧去处”。后来，因繁衍生息人丁增多，原居所难以满足，兄弟三人就分了家。分家后，大爷爷、二爷爷两家人口少、负担轻，相对过的宽裕。他们后来还修建了砖窑院，称为“新去处”。留居旧院的爷爷，在羡慕之余有点不甘落后。然而爷爷膝下有子三人，负担重，想要赶上两位兄长却是有些力不从心。后来，爷爷为了争口气，硬是省吃俭用、自己动手，将原来土坏房前墙挂了一层砖面，改造成为“七包三”的青砖四合院。

　　所谓“七包三”，即南北各七间、东西各三间，院落共计房屋二十间。那时，我的伯父暴兴治担任下北漳村抗日村长，为了开展党的秘密活动也为了方便工作，故居于院外另处；三婶早逝，三叔带着年幼孩子生活无着落，跟着爷爷住在了壶沟（爷爷看果子树）；唯有我家留居本院上小正房，而其余房子均由“鲁艺”驻扎。

　　我记得，当时正房是李伯钊校长工作室；下小正房是音乐系，为张林伊、常苏民等老师工作室；小东南房是戏剧表演系，为阮章竟、龙韵老师等工作室；东房、大南房为教室；西小南房为伙房；西北小房为工作人员宿舍。

　　当时，我正上小学二年级。曾记得，学校常请“鲁艺”老师教我们唱歌，歌曲有《我们在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在松花江上》《好男儿要当兵》等等，大多是抗日救亡歌曲。同时，我们还经常听到“鲁艺”学员唱校歌：“一群艺术新兵，祖国优秀子孙，继承鲁迅遗志，发扬民族光荣……”我在小学念书时，学习成绩尚可，后来还担任了学生干部“连长”，任锡林老师为了鼓励我，奖给我一块小石板，并在两边木框上各写了四个字：“努力学习，争取模范”。奖品虽微薄，却令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在“鲁艺”驻扎的日子里，最让我难忘的是美术画艺。有一天上午，杨角老师坐在门外树下写生，我上前观看。她突然转身喊道：小朋友，过来我给你画个像！然后我就规规矩矩地坐在一块石头上，杨老师仅用了几分钟时间，就拿铅笔给我画了一张素描像。我高兴地拿回家贴在墙上，这可是我人生中第一张肖像画啊！

　　“鲁艺”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大部分来自晋冀鲁豫边区。他们大多是十五六岁的小青年，还有不少是女孩子。其中，从河北来的女同学，到达山西需要通过敌人封锁线，她们为了安全起见，有的剃成了光头、女扮男装。这群热血青年为了抗日，革命意志是何等坚强！

　　当年，“鲁艺”以“紧张、严肃、刻苦、虚心”为校训，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在办学实践中，师生们刻苦钻研的精神与求实存真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比如，龙韵老师在给学生上表演课时，曾表演过多种“笑技”：微笑、大笑、强笑、苦笑、奸笑以及狂笑等等，学生们看了不由得哈哈大笑，就连在课堂外的我也都忍不住笑了。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我也学会了一些“戏技”。后来我参加了抗日村剧团，成为一名小演员。每逢开戏前，总要由我先说一段快板，有“八路军攻打襄垣城”，“开展大生产”，“人人讲卫生”等等。那时，我还曾随团赴抗日区公所、抗日县政府等地参加演出并受到了奖励。要说有点“戏艺”，这得归功于“鲁艺”。

　　1940年夏季，日本鬼子占领了武乡段村，不时对周边地区进行“扫荡”，严重干扰了“鲁艺”正常办学。为保证师生安全，学校一度转移到襄垣城底、果烟脑等地。待敌人撤退后，形势稍稳，“鲁艺”又回到下北漳继续办学。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当年，“鲁艺”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支持与关爱下，历经两年多时间，以艰苦奋斗和求艺育人的精神，给抗日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大批音乐、戏剧、美术等专业人才，为党的文艺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我们再度追忆这段历史，为的就是将“鲁艺”留下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发扬光大！（暴忠秀）

　　“前方鲁艺”旧址。